【那年那些抗爭.北愛】抗爭地下化 武裝衝突三十年 學者︰獨立調查方能止暴制亂

更新時間 (HKT): 2019.12.11 06:00

1968至1998年,是北愛爾蘭史上黑暗時期——「The Troubles」。在親英和親愛兩派30年的血腥衝突中,超過3,500人喪生。北愛人民心中的創傷,至今仍難撫平。

2019年反修例抗爭席捲香港,前線抗爭者趨向地下化,有人聲言效法北愛武裝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IRA),繙譯其行動指南《綠書》(The Green Book),亦開始研發進階的火藥、炸彈。香港,會否成為下一個貝爾法斯特?《果籽》記者邀請曾遠赴當地研究北愛和解進程的政治學者鍾子祺,解構北愛問題對香港的啟示。

親英親愛 宗教種下新仇舊恨

The Troubles的遠因,可回溯到16世紀的宗教改革,造成天主教(Catholics)和基督新教(Protestants)的對立。至17世紀,英國殖民主義擴張,稱為「plantation」,使大量蘇格蘭人、英格蘭人移居至愛爾蘭半島,造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衝突。及至18世紀末,民族主義興起,鼓吹每個民族都應該有自己的主權國家,由是愛爾蘭民族主義(Nationalism)萌芽,希望推翻英國殖民政權。

20世紀初愛爾蘭發動獨立戰爭,1921年戰爭結束,英愛雙方簽訂《愛爾蘭分割條約》,在天主教徒為主的南部,建立愛爾蘭共和國,以新教徒為主的北部,獲得自治留在英國,愛爾蘭從此南北分治。

統獨目標一致 手段卻有和勇之分

20世紀初,北愛以基督新教徒為主,英國的統治模式為霸權控制(Hegemony),漠視了少數派的權益。最初天主教徒群體只佔約三分一人口,在經濟、住屋、就業、投票權上也遭受打壓,變成永久的少數派。二戰之後,受惠於基礎教育在英國普遍實施,天主教徒教育水平提高,民權意識開始覺醒。

有一批民權分子吸收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經驗,以和平示威爭取公民權利,並追求與愛爾蘭統一,可稱為「親愛派」(Nationalist)。由於他們嘗試從英國憲制框架中,爭取愛爾蘭人的民權,也被稱為「憲制親愛派」(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t)。在香港當下語境,好比和理非的泛民。

鍾子祺指,暴力的根源,來自警方執法的不公︰「天主教團體看見警隊偏幫新教徒,在德里(Derry)的一場和平示威,警方用棍打,用其他的暴力手段鎮壓下去;反過來,對基督新教徒到天主教地區的破壞或暴力事件就坐視不理,甚至警隊像是參與其中。」

英軍介入「止暴制亂」 最終流血「攬炒」

1969年Bogside戰役(Battle of the Bogside),當地的親英派政府對和平示威的回應不適切,選擇用暴力鎮壓。「如果一個天主教徒,家園須要被保護時,就會想到:我們需要有自衞隊;要有自衞隊,就需要有武器。基督新教徒亦有這樣的想法 。」

有一群激進的天主教徒,認為和理非無效,必須脫英獨立,再把愛爾蘭統一,才能解救國家,即使採用武力手段,他們也在所不辭。這群親愛的勇武派,稱為「共和派」(Republican),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半軍事武裝組織(paramilitary)——愛爾蘭共和軍(IRA)。

另一邊廂,英國國教為基督新教,在北愛佔多數的新教徒,有一種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他們害怕自身的優越和文化傳統被滋長的天主教人口侵蝕,也害怕親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會推翻大英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這批人被稱為「親英派」(Unionist)。而親英派之中的勇武派,稱為「保皇派」(Loyalist),如阿爾斯特防衞協會(Ulster Defence Association)、 阿爾斯特志願軍(Ulster Volunteer Force)、紅手突擊隊(Red Hand Commando)等。由於IRA行事隱秘難以辨識,較易追蹤的天主教團體,甚至平民都成為了保皇派武裝分子的攻擊目標。

鍾子祺表示,1969年,北愛親英政府已無力控制局面,英軍介入衝突,支持北愛警察止暴制亂,結果擦槍走火。1971年英軍在「Operation Demetrius」發動大搜捕,拘禁數百名親愛派天主教徒,引發更大的暴力反抗。而標誌性的事件,為1972年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當日,數千人不理當局禁令,在德里(Derry)天主教徒聚居的Bogside區遊行,表達對英方不經審判就關押罪犯的不滿。英軍到場驅散人群,一輪衝突後,士兵向遊行人士開槍,不足10分鐘便當場槍殺了13人,及1人事後傷重不治。當局後來指稱,被殺的都是恐怖分子,英軍無奈還擊。起初英軍作為獨立第三方介入調停,後來漸偏袒親英的新教徒,引起天主教徒不滿,終釀成更血腥的暴力。

以牙還牙 以暴易暴

隨局勢惡化,共和保皇兩派「私了」之風不絕,經常互相仇殺(Tit-for-tat killings)。鍾舉例,1988年,一名阿爾斯特防衞協會(UDA)保皇派獨行武裝分子,襲擊天主教徒和IRA的葬禮,殺死3人。事隔兩天,IRA又殺害兩名英軍作為報復。

愛爾蘭共和軍著名的一役,為1984年在白禮頓酒店(Brighton Hotel)發動的炸彈襲擊,意圖暗殺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失敗,致31人受傷,5名保守黨員及親屬死亡。鍾子祺解釋,根據IRA的論述,他們在打一場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正義戰爭,英國政要、英軍、警察,只是殖民主義者的工具,嘗試正當化他們的武力使用。

但拳腳無眼,兩派操戈不絕,形成暴力螺旋,除了武裝分子和攻擊目標受傷,更經常無差別傷及平民,令他們背負恐怖分子的污名至今。上述的半軍事組織,即使已經對外表稱停火(decommissioned),但仍留在英國官方的恐怖組織名單上。

勇武派讓步 「暴徒」走入熱廚房

經歷了多方的多年斡旋,1998年英國、愛爾蘭和北愛各黨派,終就北愛主權、民權、憲政將來、解除武裝等多方面達成共識,在貝爾法斯特簽訂《受難日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又稱Belfast Agreement)。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勇武派接受了北愛獨立是必須,但必須得到北愛大多數(majority)同意,認同共識原則(principle of consent),透過公投方式,才可與愛爾蘭統一,而非一味訴諸暴力。」

和談後,親愛和親英派共同執政,不少曾與武裝組織有聯繫的政黨中人走入熱廚房,至今亦屬爭議話題。時任北愛首席部長、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 DUP)新教領袖Ian Paisley曾被指與保皇武裝有聯繫,而副首席部長、剛去世的新芬黨(Sinn Féin)領袖Martin McGuinness,實是前IRA指揮。「勢不兩立的一對政敵,竟可共同組織聯合政府,當時被視為奇蹟。」

惟鍾亦指出,「在北愛的語境中,接受政治,即是不接受暴力;接受政治的意思是參與選舉、參與管治,就表示不接受暴力。」令一部份異見共和派(Dissident Republican)視新芬黨和IRA的妥協為背叛,他們以「Real IRA」 或「Continuity IRA」自居,堅持武力抗爭,只是影響力和支持者也大不如前。

鍾又指,北愛有刑期覆核機制,所干犯的罪行在騷動年代中屬表列罪行(Scheduled Offence),只要聲明不支持暴力,所屬組織支持和約,不再支持武力抗爭,入獄最高兩年,便可申請提早出獄,此舉引來DUP在內的親英黨派不滿,認為輕判了恐怖罪行。

獨立調查還原真相 遲來的公義

鍾子祺表示,在20年間,北愛成立了不少於21個獨立委員會處理真相與和解,其中較港人熟悉的,是前港督彭定康主持的獨立警務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Policing of Northern Ireland)。他澄清,警務委員會並非港人五大訴求中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它不具調查、處理申訴、懲處等功能,而是為警隊提供改革建議。《彭定康報告》顯示,皇家北愛警隊中僅8%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徒佔整體人口45%,「代表性嚴重不足」。為重建警隊形象,報告倡議一系列警政改革,包括將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易名北愛爾蘭警察(Police Service Northern Ireland)、淡化大英色彩、「50—50」平均聘請天主教和新教徒、獨立申訴專員制度。

鍾比較1999年的《彭定康報告》和2017至2018年度北愛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數字,指天主教群體對警隊的信任度已屆78%,相比1998至1999年的43%大幅上升,可見措施有一定成效。

除了警方,還須追究英軍責任。英國政府1972年曾就「血腥星期日」發表調查報告,將責任歸咎於死難者持有武器,令遺屬和北愛人民不滿。花12年時間完成,長達5,000頁的《薩維爾報告》(Saville's Report)在2010年出爐 ,報告得出結論︰英軍並無正當理由射殺平民。事隔38年,前英國首相卡梅倫終代表英國政府向死難者及遺屬道歉,沉冤昭雪。但鍾子祺指,就警察與半軍事組織同流合污(collusion)的問題,調查仍然不足,家屬仍在等待遲來的公義。

北愛鎮壓代價沉重 港府應借鑑

共和保皇兩派的全面武力衝突,令北愛負上極沉重代價。回望過去,使用極端武力,又能否達至所謂的政治目的?「這是一條很divisive(具爭議)的問題。」曾到訪北愛考察的鍾子祺,與當地不少天主教背景人士訪談過,結果眾說紛紜。「有人認為,若不行使武力,怎能逼使英國政府肯和愛爾蘭處理北愛問題?不用武力,當時北愛親英政府怎會解散,導致後來的一人一票,和更公平的住屋分配?」「但另一部份人指,若支持傳統和理非親愛政治家的話,他們覺得30年過去,勇武的獨立分子其實輸了,因為到最終,北愛仍是英國一部份。」

鍾子祺指出,即使1968、1969年親英政府作出妥協,可惜這張牌出得太遲。他引用時任官員 Kenneth Bloomfield 說法,指當局面對極大改革壓力,「到政府終能擠出一點妥協的時候,人民已經不接受。」當政府錯過了疏導民憤的最好時機,問題越積越多,事情便一發不可收拾。

鍾認為,雖然兩地政情不盡相同,北愛的中央—倫敦是民主化的實體,香港的中央—北京是專制政權,但北愛經驗亦對香港不無啟示。觀乎當年倫敦對北愛派兵「反恐」,後來更實施直接管轄,結果引來流血30年的慘痛歷史。他認為,香港社會常有北京落實「全面管治權」的呼聲,是否一個明智選擇,或者可以借鑑北愛一例。

「北愛走的是一條冤枉路,當然我們不希望香港發生(The Troubles),希望在抗爭者武裝起來之前,已經出現須要的政治妥協。因為武器不認人,帶入來的人最終也可能成為武器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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