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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16日

鄭樹森:文學解凍 - 鄭樹森

一九九○年代初國民黨智囊、新聞局局長邵玉銘教授出任《聯合報》文教基金會秘書長,有意促進兩岸的文化交流,因此跟瘂弦先生討論籌辦回顧中國文學四十年來發展的研討會。瘂弦先生在島內找資深的齊邦媛教授幫忙,但重點既是邀請大陸評論家和作家,而香港也不能缺席,瘂弦先生就委我負責這兩塊,台灣就留交齊教授和夏天返台省親的王德威兄。最終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台北舉行「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一九九○年代的活動裏,以這次最有意義。要瞭解這個會議的意義,必須記得,台灣在停止軍事戒嚴後四年的一九九一年正式廢止長達四十三年的「動員勘亂時期」,憲政回歸正常,並成立海基會(海峽交流基金會),準備與北京談判;一九九二年十月海基會與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保協會)在香港舉行會談,在交換十三個版本的表述方案後仍無法達成協議,拖至十二月勉強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這個四十年文學會議的籌備和落實就在兩岸一九四九後首度官方談判中進行。

邵教授在會議落實時雖已卸下新聞局局長和大陸事務委員會委員的公職,但這會議既是海峽兩岸四十多年來第一次正式的大型交流,所以安排行政院連戰院長開幕致辭。連院長在侍從簇擁下到場,但演講是低頭讀稿,毫無神采,甚至唸得有點支離,和二○○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份破冰首訪北京時北京大學公開演講的行雲流水,真是天淵之別。台灣的文藝界當然廣泛邀請。香港代表主要是《八方》同仁,黃繼持兄、小思(盧瑋鑾)女士等多位。大陸方面採取個人邀約,因為當時兩岸關係不可能正式組織代表團,但我心目中的「團長」自然是一九八九「六四」後離任國務院文化部長但仍保持中央委員頭銜的小說家王蒙先生。一九八二年大陸首次派文藝代表團來美國紐約訪問,復出的王蒙先生自然成為大會焦點,加上他能言善道,不卑不亢,備受讚揚。一九八○年代中柏林另有大會,也是以他為首,德國閒雜人等較少,因此多些交流。差不多同一時間,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創辦英文《現代中國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學報,首期以重看現代主義為專號,我發表的論文主要以王蒙作品為例,並邀得老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教授書面講評。我那篇論文後來大陸多次中譯,因此有點接觸。會議籌備時王先生在海外,我用電話和他聯絡,他很懷疑是否能成行,但一口答應。其他人選由《上海文學》負責人李子雲女士出主意,海外大陸作家也問過她意見。一九八○年代我跟李子雲主編有些互動。那時候老朋友李黎女士是《八方》的海外作者,很早就到大陸去,從二○一○年十二月《印刻》月刊的〈追懷與范用半生書緣和情誼〉,可以看到她很早就以海外台灣作家身份跟大陸文藝界建立很多關係。李大姐到美國訪問時就住在李黎女士的家,她家就在我家附近,步行五分鐘可至,我跟李大姐因此認識,彼此很投契,有甚麼大陸資料在香港無法訂購,我都請她幫忙。後來在台灣介紹大陸老一輩和新崛起作家,要取得版權,要拿到作家的聯絡電話和地址,李大姐都能幫忙解決。

北京當局對王蒙先生出訪台灣考量很多,審批很久,雖然一九九三年四月底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已於新加坡官方會談,並共同發表協議。王蒙先生的申請先是等候江澤民總書記從外地返回北京親自拍板,然後再讓李鵬總理處理,國務院拖了很久,幾乎到最後一天才批。大概不讓王蒙先生成行似說不過去,但他在「六四」後的態度高層也許不太滿意,拖延到最後才批,意思是雖然批准,但去不成,因為第二天會議就要舉行,台北沒辦法完成審批手續。沒想到的是,台北因為邵玉銘教授的官方人脈,設法打通關節,公文放在機場,讓王蒙先生一到便馬上承認相關文件,王蒙先生這樣才順利抵台。自大陸經香港轉機來台的有李子雲女士、小說家劉恆先生、評論家吳亮先生和程德培先生。去台灣是個突破,很難得;梁實秋先生唯一在大陸的子女梁文茜申請來台奔喪被拒後,好像也只有英若誠導演因為特殊關係來過(父親英千里教授是國民黨忠貞黨員,北平淪陷時奉命留守與日寇周旋);另一位是吳祖強,但也是特別個案。從海外來台的大陸作家都是一九八九「六四」後流亡的,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領導劉再復所長、戲劇家高行健先生、小說家李陀主編、評論家黃子平先生、作家蘇煒先生,還有稍早已離國的小說家阿城先生。這批不能回國、名字也不能見報的作家,在台北見到直接從大陸來的同行自然十分唏噓。會議在台北的圓山大飯店舉行,全體連不少台灣作家和《聯合副刊》一些編輯都住在那裏,會後還有全體環島旅行。王蒙先生在台北見到小學同學小說家馬森教授,因此重逢小學老師華霞菱女士;還去拜訪撤退來台的一位新疆維吾爾族老立法委員(王蒙被打成「右派」後長期下放新疆,通維吾爾語)。台北媒體不太熟悉這些大陸作家,要求訪問時我們考慮到位階和資歷,盡量安排王蒙先生出面,結果他以「大陸傑出人士」身份來台(一九八八年年底行政院首次宣示可用這個身份訪問,但隨即遇到一九八九「六四」)、但在台灣媒體口中變成「團長」,有點像一九九二年的「一中各表」;但如果當時兩岸容許正式代表團,王蒙先生也理所當然會是團長。(鄭樹森口述,熊志琴訪問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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