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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04日

邵綃紅:八一三 - 邵綃紅

項美麗沒有料到自己一腳踏進的中國正在遭受外憂內患雙重危機──白天裏看洵美興致勃勃,談天說地;不知道夜晚的他埋頭報章雜誌,冷眼觀察國際國內政治動態,分析局勢,多少個不眠之夜信筆疾書,寫時事評論。前一年寫了近六十篇,因為用筆名,不少文壇老將也不知是他的手筆。這一年局勢更加嚴峻,日軍侵華,長驅直入,筆底透出他的焦慮。那個時候,上海灘依然歌舞昇平,外國人照樣周末共聚,開花園派對,到嘉定划船,到南京騎馬,到黃山登高……。項美麗憑着《紐約客》記者身份,又有收入不菲的稿費,在對她來說物價低廉的上海,她生活得無憂無慮。但她還是找了份工作,曾一度在美商的大美晚報館和英商的字林西報館任專欄編輯;為了加快熟悉中國,接觸更多中國人,她還在上海海關學校任教。同時,有洵美這樣一位能說流利英語,又寫得漂亮的中英文文章的中國同行,她便能很方便地交流思想,了解中國。洵美帶她去自己的家,去文友墨客雅集的新雅飯店,帶她去作家畫家川流不息的時代圖書公司的編輯部。在洵美的引薦下,她結識了不少上海文化界知識界人士,洵美的朋友多數也成了她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正當洵美躊躇滿志,出版如日中天,文章揮灑自如,沉浸在幽默雜誌《論語》半月刊編輯工作的五味雜陳之中,日軍大步入侵我領土,國軍節節敗退。委員長在廬山演講,指出「最後關頭」將到,準備「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又在外國記者會說:「最後勝利,為期不遠」。邵洵美相信了他的決心和信心,以為總會抵禦一陣。料不到,日軍在滬西虹橋機場挑釁,卻在東北角的虹口發動進攻。洵美的家和印刷廠都在楊樹浦,接近戰火前沿,遷移不容遲緩,可是手頭缺少現金。洵美趕到鎮江的當舖,父親已在那裏。他覺得父親的情形比他困難,於是幫着父親說服老當手取得一筆錢;待提出自己的要求,負責人回答:「老闆不能逼死夥計」。洵美只得好言與他們商量,萬一鎮江開戰店舖如何安排;他空手而歸。回來跟一向合作的客戶商量,得不到幫助;去找有能力的親友,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是:「好了,裝甚麼腔?我們不向你借錢好了」。銀行已奉命停業,如何搬家搬廠?工友的遣散費一時沒有辦法,連開伙都成問題。洵美夫婦幫着保母廚子一起動手,做了飯菜送到廠裏。八月十三日清早,近處的八字橋兩軍已經有小接觸,四鄰都已逃空。洵美這才決定離開。大部份工友都願意跟隨老闆,就把他們送到法租界的書店。
要帶五個孩子逃命,今後如何生活?佩玉真是憂慮萬千,彷徨躊躇!幸好她平時箱子理得好,事到臨頭,不慌不忙把緊要值錢的東西加入箱子。她提醒洵美帶走重要的書和喜歡的書。書桌抽屜來不及整理,一古腦兒倒進包袱裏。人多,被褥衣衫不能少,還要帶幾隻床,吃飯的桌椅,鍋碗瓢盆。她沒去想翻找可以變大錢的祖傳文物帶走;卻記得妹妹存在這裏的七隻大木箱應當送還她,保母的東西是她們勞動所得,比較要緊,也都搬上車。印刷廠的機器來不及拆,搬不走,那套設備最關鍵的一塊玻璃網線版不能丟失,洵美一路小心護着。許許多多東西沒搬出來,原以為逃到租界,在桃源村妹妹家暫住幾天,等擊敗敵人就可以回家,誰知失算,洵美一夕之間幾乎成了無產者。
淞滬戰役一連三個月,激戰慘烈;怎奈日軍從杭州灣登陸,終致陣地失守。國軍全線撤退,上海淪陷,只剩下租界──日偽包圍下的孤島。洵美的工廠關門,雜誌全部被迫停刊,鎮江的當舖夷為平地,餘姚的田地哪裏還有收成?收入沒有來路,偌大的一家子,開門七件事,一件不能少,佩玉心裏憂慮,日甚一日,一次次翻出首飾送進當舖度難關,怎還有如花的笑容!
首都南京落入敵手。從南京逃來的朋友們訴說日軍在南京燒殺姦淫的殘暴行徑,項美麗起初不敢相信,問她的日本朋友,他是住在上海已有十二年的日僑。他回答說,「是真的,那些農民常年殘忍地打仗,那是奪取了一個城鎮後的獎賞,是允許的。長官答應他們攻克一個城鎮可以有三天如此……只因為南京太重要,你們美國人才聽說」。在上海的許多外籍朋友先後回國,項美麗的母親也一次次來信催她回去;但項美麗還留在上海。
一俟混亂局勢稍定,她打聽到失去聯繫的洵美一家的境況,就想幫助他們。聽得外國僑民可以進戒嚴區搬自己家當的消息,佩玉讓洵美跟項美麗商量。項美麗毫不推辭,馬上行動。她找美國領事館出證明,找英租界巡捕房的頭兒,假借徐村有自己的家,時代印刷廠屬她的產業,弄到通行證。洵美畫了張住房分佈草圖,給她一大串鑰匙。她勇敢地隻身帶領十名羅宋工人,前後五天,十七次通過日軍把守的外白渡橋,穿過槍炮煙霧,駛過重重路障。到洵美家,一把鑰匙都用不着,門戶洞開。房間裏到處是毀壞的東西,照片、玩具散落一地,都被踩過,箱櫃沒有一隻不敲破,抽屜沒有一隻不翻亂,好幾張古畫撕了扔在地上。奇怪的是,洵美贈給佩玉的一張裸體人像素描,法國盎格爾畫的,還留在相架裏;而外國照相館攝影師精心為佩玉拍的半身照卻沒有了蹤影。規定必須按時出戒嚴區,時間有限,項美麗不知抓哪樣好!洵美的書要緊,秋凉了,孩子們急需寒衣,找床單毛氈包起來;儲藏室裏的描金箱子,一定是佩玉喜歡的,搬了回來,其實裝的大都是嫁衣,早穿不下了;餐桌餐椅之外,還看見一隻鑲嵌大理石的紅木榻床,沉甸甸的,她硬是叫工人搬上卡車……搬書的那次,守橋的日本兵硬是不讓過,因為有好多中文古書,直到巡捕行的老朋友派了繙譯來,證實項美麗是位漢語學者,方才放行,在風雨裏三個小時挨凍,項美麗回來重傷風。廠房屋頂破了個洞,已有人住過。搬印刷機那天,偷偷混進兩名廠裏的老師傅去拆機器,回來安裝居然一隻螺絲釘都不少,洵美夫婦喜出望外。每輛卡車回來,洵美夫婦都在馬路邊迎接,歡天喜地,失而復得呀!令洵美興奮的是,還搬回幾百令白報紙,把它賣了,解決了一時之需。後來在盧家灣租到一處房子,印刷廠重新開張,印製《中華畫報》和《良友畫報》,有了收入,可以維持生計。為了感謝項美麗幫了大忙,佩玉選了一隻極好的厚厚的翡翠戒指贈送給項美麗作為謝禮。
幾經折騰,洵美搬到了霞飛路,和項美麗家相近。可是那棟西班牙式兩層的花園洋房比徐村小了不止一半,住不下那麼多人。佩玉不聲不響,不到五天,就把一切安頓得妥妥當當,利用陽台為洵美佈置了間小書室。洵美立刻把自己關在裏面,寫出一篇英文的"Confucius On Poetry"〈孔子論詩〉,寄到已遷往香港的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他說自己在這種環境裏,竟然有興致寫這一類文章,正代表他當時的心境!說明他在那艱難的幾個月裏,「忽略着現在,清算着過去,和等待着將來」。他對戰爭的結局樂觀,他追求真的文學的信念堅定。他說,「惟其在這種大變動中,格外應當管住我們的情感與立定我們的主意」。
當戰事吃緊,許多朋友逃離上海,有人對留在上海的人有懷疑。洵美在《一年在上海》表明:「留在上海的朋友,和我有同樣不能離開上海的困難,而離開上海的朋友,卻對我和其他留在上海的朋友有同樣的隔膜。我不相信那些在香港、在漢口、在雲南、在四川的朋友真會天真得相信天下竟有自願在孤島上做餓莩的儍子。我更不相信傳聞所說,我的那些在外埠的朋友會有各種浮淺的推度與鄙俗的論調。假使我十年的文章、談話、行為、態度,沒有給人比較深切的印象;至少我的不愛金錢愛人格,不愛虛榮愛學問,不愛權利愛天真,是盡有着許多事實可以使大家回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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