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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14日

章詒和︰張伯駒的文革交代 - 章詒和

晚年張伯駒和夫人

二○○九年一月,我收到吉林大學教授王同策先生寄來的掛號信,裏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張伯駒先生寫於文革的交代材料的複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讀過《往事並不如煙》、《順長江,水流殘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繼續講下去、寫下去。於是,複印了這份材料,或許將來再寫張伯駒時多少會有些用途。他又說,張伯駒的「交代」寫得既長,也雜。所以只複印了一份題目,以及與章(伯鈞)羅(隆基)有關的文字。
看後心情複雜,一直沒有拿出來「使用」。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讚賞張伯駒,但未必理解張伯駒,更不易理解關在牛棚,交代「問題」的張伯駒。在文革中,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都有「問題」,個個都須「交代」。寫檢查就像每天吃飯一樣,「問題」少的,吃一碗;「問題」多的,吃兩碗、三碗。張伯駒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從家庭,到書畫,到鑑定,到講座,到說戲,到打譜,到社交,到民主黨派,到右派,到……一張紙上羅列出三十八個「問題」,也就是說,他一氣兒要吃下三十八碗飯。不奇怪,誰叫他那麼有才?涉及那麼多的領域?交往的那麼多人物呢?
用鋼筆寫在練習本上,無塗抹亦無修改,事情注明時間、地點,牽涉到誰,照直寫出姓氏。敍述扼要,情緒淡定,一件事說完,就給自己扣上一頂帽子;接着說第二件,再給自己扣上另一頂帽子。比如,第十八個問題是交代「自然災害時期,聚餐,買手錶」,緊接着寫道:「不僅是生活奢侈問題,與勞動人民對比是罪惡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時為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把在北京賦閒的張伯駒請到吉林省博物館當副館長,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辦的。文革一來,宋振庭立即倒台。張伯駒自然也就必須交代與宋振庭的往來。他寫了兩條「交代」,第一條一句:「他說我不懂政治,要幫助我。」第二條兩句:「宋振庭說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統戰對象,我認為是知己。其實,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對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謂民國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裏的有一條是「交代」對毛主席的態度。他這樣寫道:「擁護毛主席不徹底。從封建主義的《資治通鑒》出發,在西安聽說毛主席還看《資治通鑒》,心裏很高興,不似工農兵擁護毛主席從熱血出發,比爹娘還親,還是世界觀根本問題。」張伯駒很老實,老實到儍,儍到可愛。
張伯駒是右派,又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老成員。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即與張瀾,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與章、羅二人的關係就是必須徹底交代檢查的了。
他寫了羅隆基一條,「交代」如下:「羅隆基常買假字畫,有時打電話約我到他家鑑定字畫。我認識到羅隆基是政客。一九五六年,我將所藏晉、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獻給國家。這一年到他家,他說我是書呆子。他說藏這些古代書畫,珍貴得了不得。共產黨,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豈止一萬封,還記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個位置,由我們推薦就行了,毋須多此一舉。我對羅隆基的話一言未答,以後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張伯駒的文字,描述出一個真實的羅隆基,且傳神,我能想像出羅先生說話的口氣和樣子。提筆寫這條「交代」的時候,張伯駒心裏清楚:努生(羅隆基字)已死。
說到與父親章伯鈞的交往,張伯駒便費些筆墨了:「章伯鈞一九五七年春在美協參觀時遇見,他約我到他家午飯。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車上,章伯鈞同我說,有需要他幫忙的事,他可以幫忙。意思是我們是老朋友。說要向政府推薦,我也沒有作答。在一九五九年冬,章伯鈞夫婦到我家去,說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階下囚的意思。他女兒再有兩年高中畢業,現在學國畫。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當時不好意思拒絕。潘素答應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國畫研究會領導彙報情況。黨領導說,可以教她。所以到春節,章伯鈞必來拜年,我也回拜他。六一年十月,我來吉林省工作。六二年春節回到北京,章伯鈞來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時,羅隆基也來了,他與我打招呼後即與章伯鈞談話……我要走時,章伯鈞同我和羅隆基說,我們明晚在四川飯店聚餐。他去訂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點來鐘坐車去接我。第二天晚飯在四川飯店聚餐的,除章伯鈞夫婦、羅隆基和我以外,還有陳□□夫婦(作者注——陳銘德、鄧季惺),一個女的,也是政協委員,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六三年春節回北京,章伯鈞女兒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說我不去看你父親了。後來,章伯鈞也來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覺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鈞還約我夫婦在他家吃了一次飯……章伯鈞拿出他的字畫,看了。到前廳,看了他的十幾盆臘梅。這次又到四川飯店聚餐,還是以前的人。事後,我感到犯了錯誤。我是在職人員,章、羅是五七年向黨進攻的右派頭頭。這樣與他往來和聚餐是敵我不分。以後再也不到章伯鈞家與其見面。以上的事我沒交代過,現在交代。」這麼一大段「交代」內容,說的無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斷地重複——他說,這是自己「不分敵我」的錯誤,並保證「以後再不到他家了」——但是當他回到北京,聽說章伯鈞去世的消息,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聽說章家已經搬走,他又四處託朋友打聽新址、是第一個登門慰問我母親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從地安門走到建國門——「交代」歸「交代」,做派歸做派。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說張伯駒與明末清初的張岱相似。不錯,二人是有許多相通之處。都是名門,一樣的才情與自負,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癡情韻事;同樣是在物質與精神的享受中,充滿對文化的追求,並留下許多東西給未來;同樣處在政權更迭之下,同樣在政權更迭之下沉浮榮辱,前期風流浮華,後期蒼涼淒惶;一個窮到斷炊,一個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損其天生情性。
張岱去世二百年後,他的《嫏嬛文集》才付梓,僥倖傳世;張伯駒去世後,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裏那麼多「國寶級」文物都送給了國家。
總之,兩個人飽經憂患的命運都蘊含着極其豐富的社會內容。現在的人認為,高科技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我頑固地相信,五千年的習慣還會繼續。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實都凝固在時光裏。它的驚人之處,會一點點顯露。如張岱,張伯駒。
張伯駒也寫「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裏,文化至高,傳統至上,超過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種的主義,是個徹底的文人。張伯駒散淡一生,始終屬於那個逝去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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