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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01日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 - 宋柏年

周一良先生辭世已經十二年了。他一生用心血和汗水辛勤培育的滿天下的「桃李」依然在思念他;他嘔心瀝血寫下的精深著作仍然在影響着、滋育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學子。他在史學界的地位和影響是肯定的、巨大的。由於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他曾經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梁效)工作過,學術界有人有意見。但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很多情況非常複雜。現逢周一良先生百年誕辰,僅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實寫出來,以為對周先生的懷念。

至一九七六年十月,梁效一共有三十九個成員(其實是三十八個,有一位先生臨時在梁效做注釋工作,不算成員),都是根據當時的工作需要,經北大、清華兩校黨委研究決定,向各系調來的。其中有三個人是由毛主席親自提名調進的,而且是梁效最早的成員。他們是: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毛主席對謝靜宜說:「聽說林彪住處有許多孔孟之道的條幅。為了深入批林,你請北大、清華派人去查找,寫個材料給我看看。」謝靜宜當時雖然在兩校黨委都有職務,但日常工作在清華。於是他找了幾位清華的教授,記得有錢偉長、陶葆楷、史國衡等人到毛家灣看了,整理了一個材料送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後說:「不行,你還是得找北大的教授,如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等。」這樣,謝靜宜從兩校組織了包括上述三位在內的十多位教師去毛家灣。但這些人年紀偏大,毛家灣房子很高,要把很長的條幅取下來,或從畫筒裏展開,用過之後再放上去,很難。像馮友蘭先生步履蹣跚、舉止維艱,何來力氣做這種工作?北大黨委經過研究,決定派我「帶隊」(我時任北大黨委宣傳處副處長、批林整風辦公室副主任),實際上是做些具體的組織工作。比如:給他們每人配一位年輕教師做助手;安排他們上、下車;掌握時間集散等等。這樣編出材料以後呈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後很滿意,說:「你看,還是得找北大的。」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開始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題目是毛主席定的,格式也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拿出一張紙,中間折開,給謝靜宜交代:一邊是林彪的話,一邊是孔孟的話,兩相對照,再加上按語,予以批判。而且以後還要編材料之二。
編寫工作在北大臨湖軒進行(如遇臨湖軒接待外賓,則轉至附近的俄文樓)。具體組織工作由我和清華大學王世敏老師共同負責(清華的錢偉長、陶葆楷等老教授就沒有再參加)。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在其中起了甚麼作用呢?他們是資深教授,又是在文史哲各學科領域卓有成就和影響的學者。這樣,對一些孔孟、林彪的言論如何解釋、如何批判,他們當然起着主要的作用。比如:克己復禮、天馬行空等,是甚麼意思、出處為何?都要聽他們的意見。然後一些中青年的老師再去圖書館查書、起草按語。最後還要經大家一起討論定稿。
這一切,周先生都是兢兢業業地做。他認為這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服務,責任重大。是黨對他的信任,是對他多年來積極進行思想改造的肯定。他當時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每天工作到深夜,騎着自行車回家,十分辛苦。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幾經反覆修改,定稿後直接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對材料內容、先後次序、按語等作了調整。指示:由兩校黨委組織教師、學生代表參加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修改後,再報北京市委吳德同志;吳德同志看後報政治局,政治局同意了,我再批發。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一九七四年中央一號文件的附件批發全黨全國。一場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農曆大年初三),周總理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讓遲群、謝靜宜講解材料之一的有關問題。會議進行不久,因遲、謝講到這個材料是北大清華兩校編寫組編寫的,總理說我們有個疏忽,沒請編材料的同志來。總理通過中央辦公廳通知北大。北大黨委辦公室通知我,讓我十分鐘之內將編寫組的同志集合,帶到首都體育館。那時沒有手機,多數同志家裏沒有電話,要想在十分鐘內集合是很難的。我只好把住在燕南園的馮友蘭、魏建功先生,住在燕東園的周一良先生找到,其他同志能找幾個算幾個,這樣,大概有十多人風馳電掣地開到了首都體育館。
這是一個萬人動員大會。我們只是到會聽會,並沒有發言(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著作和文章裏,把他和湯一介先生在北京市宣講材料之一,說成是「一.二五」大會,是誤記了)。會議結束的時候,總理、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在後台接見了我們。總理和我們一一握手,說我們完成了毛主席交辦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立了功的。總理在和馮、魏、周三位老先生握手後,突然見到我,很高興。那年我三十歲,總理在和我握手的時候,拍着我的肩膀說:「年輕人,年輕人!」我看到總理面容消瘦憔悴,頭髮花白,滿臉都是老年斑,心裏一陣難過,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總理說:「不要激動嘛!年輕有為,年輕有為。」會後,周先生問我,總理跟我說了些甚麼,我如實相告。周先生說:「我也好長時間沒有看到周總理了,覺得他衰老很多,我也很激動。」

周一良先生對周恩來總理是敬仰、熱愛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周總理逝世。梁效的成員都很悲痛。當時上級有指示:各單位不要開追悼會,不要舉行悼念活動。但是,我還是到海淀買了黑布做成黑紗,發給梁效每人一個,並在梁效會議室主持召開了追悼會。當我宣佈為總理默哀時,就聽到有人抽泣。默哀完畢之後,發現白髮蒼蒼的周一良先生竟至泣不成聲。
四月,天安門廣場出現了眾多悼念周總理的花圈,後來爆發了「四.五事件」。各單位都要清查去過天安門廣場的人。梁效被舉報有兩個人去過,他們是:周一良、鍾哲明。支部書記在大會上不點名地說過:梁效也有人去過天安門。給周、鍾二位造成了思想上的壓力。我知道上級無意在梁效清查,就通過注釋組組長孫靜告訴周先生:不要害怕,沒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天深夜,兩校大批判組被查封。歷史系有人傳言,說衞戍區的戰士用槍指着周先生要他交出保險櫃的鑰匙,交出關於周總理的黑材料。這使周先生很難過。因為周先生從不在梁效過夜。他的房間只是午休房,陳設極為簡單,根本沒有保險櫃。此後清查梁效兩年多,並未查出有反對周總理的片言隻字。周一良先生在《畢竟是書生》中說:「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謝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這是實情。舒蕪在《四皓新咏》中諷刺、批判周先生:「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那麼,所謂的「謗書」、「黑材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有關周總理的材料確實有一份。那是編《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時候,周總理給我們的一個批件。當時湖北省委上繳中央一本林彪中學時代的作文本。其中有一篇〈上丁祀孔記〉,講祭孔活動的。周總理批示:可否編入材料,這樣可以看出林彪一貫尊孔的面目(大意)。我們經過研究,覺得中學時代的作文,不能說明問題,經請示後就沒有編入。這份批件就保存在辦公室的文件櫃裏。所謂「筦鑰」是這樣的:七六年十月一日我參加中國教育代表團去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訪問,怕我不在的時候,需要到我的房間裏找東西,臨行把房間的鑰匙交給了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查抄梁效的時候,這位同志立即上交。於是,關於這把鑰匙就有了許許多多的傳言,有的非常離奇。
舒蕪所說的「射影含沙罵孔丘」,大概是指《孔丘其人》。關於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是這樣:批林批孔開始後,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吳德匯報北京市運動開展的情況。說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孔丘是誰,甚至有人問:孔丘是哪個學校的?是個校長吧?毛主席聽到匯報後笑了,說:「如果連孔丘是誰都不知道,怎麼批判?要讓北大的老師給輔導一下,同時要有個材料,介紹孔丘是個甚麼樣的人,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按照毛主席這個指示,遲、謝等人展開了討論,遲群說題目就叫「孔老二何許人也?」江青說:「不要叫孔老二,也不要何許人也,就叫孔丘其人吧!」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發之後,兩校黨委決定把編寫組改為大批判組,以兩校的諧音「梁效」作為它的筆名,直接受遲群、謝靜宜領導。兩校大批判組成立了一個黨支部,我和王世敏分別代表北大、清華擔任副書記(後期我兼任業務組組長),加派8341部隊的李家寬(時任北大黨委常委、黨委辦公室主任)擔任黨支部書記,負責全面工作。周一良、湯一介先生都是支部委員,但是他們沒有具體分工,只是參加支委會而已。他們到北京市有關單位作輔導報告,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吳德同志親自邀請的。
《孔丘其人》是我們接到的上面佈置的第一篇寫作任務,非常重視。起草交給第一小組──范達人組,實際上是傾整個大批判組之力寫作。周一良先生也參加了討論。稿子幾經修改,范達人小組幾天幾夜連軸轉,很少休息,以致范達人累得暈倒在衞生間裏。
此後,根據工作需要,成立了注釋組,支部分工由我負責。馮、魏、周和林庚先生都在注釋組。毛主席一生手不釋卷,晚年眼睛不好,就由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讀書。但身邊工作人員文化水平有限,便要我們把古書注釋出來,生冷的字注上音。這樣就讀得順暢一些了。除此之外,我還負責為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印刷大字線裝書和推薦文章,涉及到古書的版本、背景等問題也需要請教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在注釋組的作用僅舉一例:現在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晚年愛讀庾信的《枯樹賦》,當時我們和上海市委寫作組都作了注釋。毛主席看後,認為我們注的比較好。他有一個批示:「此注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說。關於注釋問題,請你們過細的研究。」一九七六年以後,此事已廣為人知。有人寫文章說《枯樹賦》是林庚先生注的,受到毛主席的表揚。其實,注釋是吳小如先生做的,魏建功、周一良、林庚先生參加了討論和修改。由於周先生是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的,對於庾信所處的時代、《枯樹賦》寫作的歷史背景很熟悉,所以在注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一良先生自奉儉約、一生清廉。終其一生,沒有佔過公家一分錢的便宜,沒有享受過任何特權。相反,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這段時間內,他自動地把工資(每月二百八十元)的一半上交黨費。據我所知,當時北大這樣做的一共有三個人:物理系黃昆、歷史系周一良、人事處伊敏。
我在宣傳處工作的時候,曾經召開過一次老教師座談會。東語系馬堅教授提出孩子都下鄉插隊,老兩口生活有諸多不便。我將馬堅的問題向黨委反映,黨委上報北京市,很快幫他調回了一個孩子。這件事在燕東園的老教授中引起不小的反響。因為當時各家都有類似的問題。在梁效的時候,周一良先生向我談到了他的家庭困難:他和夫人鄧懿老師年事已高,鄧懿身體有病,不知是否有這方面的政策?我向黨委作了反應。黨委答覆:馬堅教授是伊斯蘭教協會的發起人之一,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所以加以照顧。周一良先生是共產黨員,應起模範帶頭作用,不能特殊照顧。我將黨委的意見傳達給周先生。他毫無怨言,仍然情緒飽滿地工作。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後,報刊上批判馮友蘭先生時,說他是四人幫的「那個顧問」。其實,是因為當時我們一天三段上班,太緊張。經研究,覺得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林庚四位老教授年紀大,每天三段來上班太辛苦,所以由我出面跟他們談,不必來上班,有事我們到家裏找就可以了,就當個顧問吧。周一良先生嚴格要求自己,堅持來上班。有時工作到深夜,我們提出派車送他,他不同意,堅持騎自行車回家。
周先生治學嚴謹,實事求是。一九七四年六月,政治局會議研究批林批孔,我們有幾位列席會議。會上,姚文元問周先生:「你是研究世界史的,世界史上對儒法鬥爭是怎麼看的?外國人怎樣研究法家?」會後周先生找到我:「世界史上找儒法鬥爭,這事有點牽強,我不好回應,怎麼辦?」我說:「先放一放再說,如不追問,就算了。」
我與周先生情兼師友。雖為晚輩,但在梁效職務比他高。他對我的工作是支持的、尊重的;另一方面對我又有不少的批評和幫助。一九七四年,我們隨江青去天津,住在另一個招待所。伙食很差:十個人一桌,只有四小盤菜,而其中必有一個炒洋白菜,一個燒腔骨。腔骨只有四、五塊,每個人吃不到一塊。米飯也只有一小盆,吃完不加。我向謝靜宜反映大家吃不飽。謝告訴了市委書記王曼恬。王說:「這還了得!把你們餓壞了,我怎麼向主席交代!」當晚有所改善,六個菜。但第二天又是原樣。我很生氣。周先生笑着勸我:「不要再反映了。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這是孔子的話,對我們現在有參考價值。反正沒幾天就回去了,你作為領導,不要為一點小事發脾氣,在群眾中影響不好。」
一九七九年開始,我賦閒在家。在吳小如先生的指導下,研究宋詞,寫了一部《歐陽修研究》,請周先生賜序。當周先生接過厚厚的書稿時,親切地對我說:「你是因禍出成果了。不容易,不容易!」他在序中鼓勵我:「柏年年輕時就讀於北大中文系,師從魏建功、林庚、吳小如諸先生,有較為深厚的功底。七十年代後期埋頭讀書,多有創獲。故樂為之序。」
一九八一年起,我調到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有一天晚上十點多,天氣嚴寒,突然停電。這時有人敲門,我拿着蠟燭將門打開,門口站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是周先生!」我驚訝不已。在這寒風凜冽、一片漆黑的夜晚,周先生獨自一人摸黑爬上三樓來看我,實在令我感動不已。落座以後,周先生說:「聽說你離開了北大,非常遺憾!我到北外來開會,順便來看看你。想想也好。你基礎紮實,聰明能幹,在這兒好好教書、好好做學問吧!將來必有所成。」
歲月蹉跎,人生坎坷,我辜負了先生的期望,一無所成。寫作此文,愧對先生。只希望借此澄清一些無根的傳言,讓周先生的崇高品德和他的名山事業一樣長留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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