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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01日

許禮平:吳南生與香港武俠文化 - 許禮平

報載白鶴派掌門陳克夫已於七月二十七日在澳門逝世,筆者深為嗟悼﹗
一九五四年陳克夫與香港太極派掌門吳公儀在澳門擂台比武,而何賢親臨裁判,此事哄動當時。更成了武俠文化的一種誘因。要言之:陳吳比武是誘因,梁羽生是起點、金庸為代表、更重要有吳南生為之護駕。以上因緣俱備了,成就了六十年的香港武俠文化。
陳克夫與吳公儀在澳門擂台比武的哄動,使《新晚報》羅老總(孚)為之靈機一觸,立約陳文統以「梁羽生」為筆名撰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連載,結果大受歡迎,銷紙頓升。次年查良鏞以「金庸」筆名撰《書劍恩仇錄》也在《新晚報》連載,異軍突起,伯仲之間。嗣後武俠小說和電影便蔚然成風,至今六十年未有頹勢。
金庸足以代表當時香港的武俠文化。金庸年輕心儀白羽的《十二金錢鏢》,是日後創作的參照所在。金庸一九四七年入上海《大公報》,次年派香港。一九五二年籌辦《新晚報》任副刊編輯。一九五三年為長城電影公司撰《絕代佳人》及歌詞。一九五五年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一九五六年為《商報》撰《碧血劍》。一九五七年離《大公報》入長城電影公司。一九五八年撰《射鵰英雄傳》。
以後金庸辦《明報》,創刊號第三版是小說版,其第一通欄就是金庸的《神鵰俠侶》佔一千字位。跟着是宋玉的《赤眉女傑》,白祺英的《劍馬縱橫記》,另有圖式武俠小說《雙雄爭霸》。這可見武俠小說成了一股狂熱。而《明報》在第六天的頭版更出現這樣的廣告﹕「金庸名著《射鵰英雄傳》,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麗的呼聲銀色電台廣播。」「武俠」文化,令香港人心醉了。
但武俠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並非一路坦途。因為詭異之處在於武俠文化已泯滅於大陸,卻興盛於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武俠文化的始發點在於中共香港工委領導的左派機構。於是悄然的危機出現了。幸好,共黨要員中也有仗義無畏的「黃衫客」,「黃衫客」舉重若輕,只閒話表態,香港的武俠文化逃過了一次滅頂之災。
話說五十年代末,那正是香港武俠小說火紅年代。吳南生招待香港電影文化界人士包括金庸、夏夢、傅奇等,在從化溫泉小住幾天,吳南生和金庸等一起討論當時瘋魔港澳和海外華人社會的武俠小說,金庸在會上提出能不能將武俠小說拍成電影,當時有人反對,且對金庸的提議有所責難。幸得吳南生發聲遏止。當時吳南生是出掌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也就是兼管中共香港工委的文教宣傳工作的領導。吳說:「我從小就是看《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火燒紅蓮寺》等武俠小說長大的,現在都能當共產黨的宣傳部長。」吳南生明確主張武俠小說可以拍電影,並強調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也可以講愛國的。
「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也可以講愛國的」,吳南生一錘定音,但按當年的政治局面推想,吳南生着實在擔戴風險。因吳氏說這番話是在一九五七年之後,那正是全黨全國反右之後全面左傾的年代。為生民請命尚且有不可,更何況為舊社會的武俠作護航請命?吳南生主管宣傳,在以馬克思主義實踐為職責的同時,或基於掌握「內外有別」的政策,無懼於惹火燒身,敢對俠義精神作宣揚,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危險,但又是一種「俠義」之舉。這話令香港武俠文化的高潮再延續多年,至今六十年後回首,猶得為當時的吳氏喝采!
就在吳南生「從化論劍」之後,李怡兄之尊翁李化便乘勢創辦峨嵋影片公司,改編製作金庸《射鵰英雄傳》(上下集)(1958/1959)、《碧血劍》(上下集)(1958/1959),梁羽生《白髮魔女傳》(上下集)(1959),風行一時。嗣後長城的《雲海玉弓緣》,邵氏等相繼出品許多武俠電影,雄霸一方,影響深遠。武俠文化的追本溯源,是吳南生一語,帶出了六十年的興旺。
這事衍生出另一命題:就是「俠義」之氣和共產黨的「黨性」能否相容?
「俠義」向為國人崇尚。《史記》就有〈游俠列傳〉,其實《史記》〈剌客列傳〉說的也是游俠。在《戰國策》的游俠記載也不少。傳統道德和法律涵蓋不了的,一種「俠氣」往往是弱者的予告。東漢多黨爭,人重名節,《後漢書》當中就多俠義之士和俠義之氣。譚嗣同「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說的就是東漢時代富於俠氣的人。「陶潛詩喜說荊軻」,中國這禮義之邦,歷史上卻是容得下「以武犯禁」的俠氣。
試用現代觀點分析,「俠」的具體表現有三:
一、「民粹」,是喜民所喜,惡民所惡。如尚書所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道理只存在於底層大眾,大眾底層就是正義。
二、「虛無」(無政府),不以官府是非為是非。是「以武犯禁」。可以「千里殺人」、可以「三步濺血」、可以「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三、「人道」,是劫富濟貧,鋤强扶弱,替天行道。重然諾,輕生死。不畏強權,甘為孺子牛。
以上三者都互有含攝而難截然判分,只能以大體傾向作出分別。
揆諸歷史,會發現「俠義」的三特徵和馬克思主義有共通的基礎點和相容處的。像馬克思「共產主義者同盟」之前身,那「四季社」(法國的秘密革命團體宗旨是用暴力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1837-1839)、「正義者同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流亡法國的德意志工人秘密革命組織)都是富於俠義的組織。帶民粹主義的味道,其「均貧富」、「人人皆兄弟」口號就很民粹,很有水泊梁山那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意味。其實馬克思也親自認可過民粹黨人的綱領。馬克思主義之能傳入俄國,那更是民粹者的功勞。
其次,關於虛無(無政府),「俠以武犯禁」,這話正暗合於虛無主義者。在中國,李大釗就發展了黃淩霜等六個無政府主義者為共產黨員(後來又把黃等逐出共黨)。而張國燾也曾發展劉仁靜等。(後來劉是共黨一大的代表,後轉為托派)。共黨和虛無,在蔑視政府,鬥爭強權方面都是一致的。
最後一點是關於「人道」,人道主義就是俠義精神。這精神也見於馬克思主義實踐者的「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全人類」等口號。
當然,「俠義精神」絕不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相比。但可以肯定的是「馬克思主義」和「俠義精神」其出發點和基礎點都是相近的。
因此,老一輩共產黨人也熱衷於武俠小說。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自延安寄書去蘇聯給毛岸英毛岸青,當中就有《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俠義江湖》等。賀龍睡的床學毛公做得很大,以便把書擺滿半張床,就中就有許多武俠小說。而鄧小平更是標準武俠小說迷,習慣中午和晚上睡前半小時看武俠小說,尤喜《射鵰英雄傳》,所以一九八一年鄧在北京接見金庸時說出:「歡迎查先生,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經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
但弔詭的是解放初開始,國內不需要俠客了。許多武館都成了反動社團,本來人道主義和人性是普世的,俠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但一九五四年,中共青年團中央給黨中央寫報告說:「武俠小說和黃色書刊在社會上流傳,散播形形色色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反動腐朽思想,毒害很大。」於是出版總署下禁令,令文學史上有平民文學,有鴛鴦蝴蝶派,就是沒有武俠文化。而在事事學蘇聯的年代,列寧的「搶掠搶掠者」(打劫銀行)行動成了後來紅衞兵的「打砸搶」的範例,對於「反俠義」都成為「革命精神」。
而香港這邊廂呢,小市民們卻厭膩那相爭不已又謊話連篇的政治宣傳,數十年來,大量讀者、觀眾都悄然地轉向武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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