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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7日

周言:
余英時的岳父陳雪屏 - 周言

一九六四年余英時和陳淑平結為夫婦,從此相濡以沫,一同走過了近半個世紀,兩人育有二女。陳淑平是著名教育家陳雪屏的女兒,有意思的是,余英時和陳淑平結婚七年之後的一九七一年,才第一次見到了陳雪屏。和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一樣,陳雪屏也是聲名不顯,甚至一度被中共視為「戰犯」,但是綜觀陳雪屏的一生,可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在政治與學問之間的徘徊。
據方繼孝《舊墨三記》記載,一九○一年陳雪屏出生在江蘇宜興,一九二六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次年獲得碩士學位。一九三○年陳雪屏返回國內,任教東北大學,梁漱溟、章士釗等人先後在此任教,當時余英時剛剛出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後,陳雪屏從東北到了北京,先後就職於北平師範大學,隨後回到母校北京大學任教,先後任心理學系、教育學系教授。一九三七年陳雪屏隨學校遷居昆明,擔任西南聯大公民訓育系主任。
從二十年代陳雪屏讀書起一直到四十年代初,陳雪屏的文章都很少,目前能找到的只有一九二一年發表在《新曉》雜誌上的一首譯作,題為《小川》,作者是滕那遜,陳雪屏在翻譯的前言寫道:「藤那遜是十九世紀的一個大詩家,他的詩富於情感,讀之很可淘淑性靈,這一首《小川》詩,是他得意之作,大凡研究西洋文學的,都能背誦,音調之和美,遣詞之雅逸,命意之超妙,實在令人嘆賞不置。」應該說陳雪屏二十年代的這首譯作,和他之後從事的心理學和教育學,有着一定的關係。
陳雪屏四十年代初曾經參加過戰國策派,在《戰國策》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名為〈唯我觀的剖析〉,戰國策派主要有陳銓、林同濟、雷海宗等人發起,編輯《戰國策》雜誌,撰稿人包括朱光潛、馮友蘭等西南聯大的人,著名作家沈從文也曾擔任過該刊的編輯。編輯在為陳雪屏發表的這篇文章所寫的前言中稱文章「供給了我們人自省自修的啟迪」,同時「也指示了社會上的一切人事盡可以用『人的因素』的立場來建立一個有系統的解釋」。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當時陳雪屏主要給《當代評論》雜誌寫稿,這份刊物也是由西南聯大的教授編輯出版,陳雪屏在上面一共發表了六篇文章,分別是〈今日青年所遭遇的危機〉、〈十年來國民心理的變遷〉、〈工業建國應有的準備〉、〈論學生服兵役〉、〈論大學學生應徵服役〉、〈戰後世界的心理改造〉。當時陳雪屏逐漸顯示出其在心理學研究領域的地位,繼其一九三九年二月在《今日評論》上發表〈談謠言〉一文之後,隨後又出版了《謠言心理學》一書,一九四一年重慶正中書局出版了陳雪屏的《從心理的觀點談人事問題》一書,該書十分暢銷,據不完全統計,僅僅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七年之間,該書就重印了三次。
或許正是這些文章引起了國民黨中央的注意,加上當時西南聯大有許多教授從政,陳雪屏因此也由學界跨入政界,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記載,一九四三年陳雪屏被選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幹事,並任三青團雲南支部負責人和西南聯大分部負責人,一九四五年陳雪屏擔任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據當時的西南聯大學生楊天堂回憶,在香港淪陷前的緊急關頭,孔祥熙把他的馬桶、洋狗、老媽子等都空運到重慶,而許多政府要員因上不了飛機而做了日本人的階下囚,輿論譁然,紛紛聲討孔氏,西南聯大首先掀起「倒孔運動」,後來楊天堂才知道策劃這次運動的幕後人便是陳雪屏,楊天堂認為,正是因為如此,陳雪屏才因此獲得國民黨中樞權要的賞識而大加重用。
據陳雪屏回憶,他在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之後,抗戰勝利,當時他已經回到北京,政府任命胡適擔任北大校長,胡適當時在美國,校務暫時由代理校長傅斯年主持,傅斯年委派陳雪屏和鄭天挺接收校產,為學校復原做準備,陳雪屏對周作人等在抗戰期間附逆的師生態度沒有像傅斯年那樣激烈,在迎接傅斯年回北京時,傅斯年問陳雪屏和偽北大的教職員有無來往,陳雪屏答只限於一些必要的場合,傅斯年說:「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陳雪屏解釋說:「這是不可能的。」陳雪屏當時連續接受了十二個學校,沒有停過一天課,而且陳雪屏認為有些師生因為種種原因,抗戰爆發時沒有離開北京,不得已而留下繼續教學,這和一些附逆的師生應該加以甄別,為此陳雪屏和傅斯年就此類問題爆發過不少衝突。
但是陳雪屏一直對傅斯年頗為尊重,陳雪屏回憶,當年他投考北大時,傅斯年已經從北大畢業,遠赴國外求學,直到抗戰期間他才和傅斯年過從甚密,而且在北大復校和建設台大等問題上和傅斯年有着密切的接觸,陳雪屏認為傅斯年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操特別熱烈,而且擁護民主憲政的熱情特別讓人感動。
陳雪屏在抗戰之後,逐漸進入國民黨權力核心,一九四六年陳雪屏連任三青團幹事,同時獲選制憲國大代表,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和三青團合併,陳雪屏擔任中央黨部青年部部長。一九四八年年底,陳雪屏由胡適推薦,任總統府教育部政務次長。連陳雪屏自己都認為自己不適合繼續在北大教書,寫信給胡適辭去北京大學教務長一職。
胡適和陳雪屏的來往頗為密切,一直持續到胡適六十年代回台灣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收錄了陳雪屏給胡適的三封信,而《胡適全集》中也收錄了胡適給陳雪屏及其夫人的若干通書信,這些書信前後跨度近二十多年。而且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國學潮。
一九四八年底,北平的學潮已經越演越烈,當時擔任國民黨青年部部長的陳雪屏忙的焦頭爛額,陳雪屏在這一年寫給胡適的信中曾經屢次談到當時的學潮,信中說:「這裏因為選舉的關係,一切停頓,部裏幾件大事都未決定,簡直無法走開。浙大又發生不幸的事件。學生于子山確是自殺,但既出了人命,總是不好解決的。藕舫先生前天來京,今晨返校,在此受新聞記者的包圍,隨便說了幾句話,而《大公報》記者卻在語氣輕重間製作一番,遂與原意大有出入,恐怕又會引起不少的糾紛。今晨看到參考消息,知昨日各校學生在北大開會,因為有學生在街頭募捐而被捕,決定繼續罷課。先生為此事已煞費苦心,而終於橫生枝節,不能阻止學業的犧牲。」
陳雪屏同時提到,當時由於經過幾次的學潮,黨政軍對於學生又怕又恨,陳雪屏深怕這樣發展下去會演變成極大的悲劇,陳雪屏當時和蔣介石談到浙大學潮,提出北平被捕學生拘留已久,宜速送法院處理,陳雪屏深恐蔣介石說話不作數,還遞了一個對應付學潮的三點意見的簽呈請蔣介石簽字。陳雪屏向胡適抱怨:「現在是管事的太多,到了緊要關頭誰都不做主。即如浙大之事,本可迅速解决,而竟拖延至今,影響到別的地方。北平各校的罷課是否能在短時期內平息下來,地方和學校的配合如何,我因為瞭解北平的情形,所以也特別着急。」
當時陳雪屏還託鄭天挺給胡適發電報,電報中談到了處理學潮的三點意見,其一,今後非有確實證據,不得濫捕學生;其二,被捕學生在限期內先送法院;其三,已捕之學生,須依照上項辦法迅速處理。也正是因為陳雪屏處理學潮的良性方法,被策動學潮的中共視為眼中釘,早在陳雪屏擔北大訓導長之時,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動下,北大學生派出代表和胡適交涉,希望胡適把陳雪屏撤職。同時寫信給學校行政會議,要求陳辭職,同時表示要公佈陳雪屏和胡適的交談紀錄。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陳雪屏被蔣經國調往南京任中央青年部部長,時隔半年,陳雪屏從南京飛抵北平,為了總統選舉問題代表蔣介石徵求胡適的意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陳雪屏再度到北平,和當時北平政府的石志仁、劉瑤章三人,為蔣經國發起的「反貪污運動」在北平的落實出謀劃策。對於能夠出任青年部部長,陳雪屏曾經對往訪的記者說:「不但是新聞記者詫異,就連我自己也是出乎預料。」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局已定,傅作義和中共正在北京激戰,國民黨當局因而有了「搶救學人計劃」,當時陳雪屏、傅斯年和蔣經國是搶救計劃的三個負責人,陳雪屏當時負責派專機把陳寅恪從北京接出來,據陳寅恪的學生鄧廣銘回憶:「胡(適)到我家,問我能找到陳先生否,我答以可能找得到。隨即到俞大縝教授處問明陳先生的大嫂的住處,我估計陳先生一家必在那裏。到那裏果然看到了陳先生,我把事情原委說了之後,便問他是否肯與胡同走。他答說:『走,前許多天,陳雪屏曾專機來接我。他是國民黨的官僚,坐的是國民黨的飛機,我決不跟他走!現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鄧廣銘寫道:「到北平迎接胡的專機乃是由教育部派出的,而胡適又畢竟不是國民黨官僚。於此也可看出陳先生總是要盡可能與國民黨保持距離。」
陳雪屏一九四九年赴台,此後一直在台灣任職,先後任台灣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隨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兼普通黨務組組長。一九五二年兼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務指導委員。次年年任正中書局董事長。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陳雪屏當選為中央委員,並被推舉為中央常務委員。此後歷任各種職務,一九七三年之後由於年事已高,主要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九九○年年任「總統府」資政。
陳雪屏初到台灣時,曾經和傅斯年一起建設台灣大學,傅斯年就任台灣大學校長四個月後,陳雪屏赴台任教育廳廳長,當時陳雪屏和傅斯年的住處近在咫尺,兩人時時往來。陳雪屏回憶:「這時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頗可慮,但他一方面心憂大局,同時銳志要把台大建設成一個夠世界水準的學府,殫精竭慮,竟無一刻的輕鬆,延至一九五○年年底。不幸的事件終於發生。」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突發腦溢血去世,當時有謠言說傅斯年乃是被議員郭國基「氣死」,以至於學潮四起,當時陳雪屏是當事人,他後來回憶:「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他和我一同參加農復會蔣孟鄰先生召集的會議,商討農業教育改進問題。孟真先生曾多次發言,和平常一樣,內容深刻,言詞犀利。二十日省參議會開會,一整天都是有關教育行政的詢問,下午的會議中開始都由我答覆,最後郭參議員國基提出台大招生放寬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處理問題,須由孟真先生答覆,他答覆完畢走下發言台時我看到他步履不穩,上前扶持,他只說『不好……』便倒在我身上,立即昏迷……從此他再未清醒。」
陳雪屏也駁斥了當時社會上的種種謠言,認為傅斯年絕非被郭國基「氣死」,陳雪屏指出:「郭參議員平日在議壇上對行政方面詢問,往往盛氣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稱。而他卻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視為前輩。當日所詢問的兩點本來很容易說明,五分鐘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費了三十分鐘,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態度,婉為解釋大學的入學考試必須保持公平,杜絕情面,因而不便輕易降低標準,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徹明瞭此點,故不惜費辭。無論問者、答者雙方詞意中均未攙雜火藥氣味。」陳雪屏還記得第二天一部份台大學生包圍省參議會,要對郭國基有所行動,當時陳雪屏曾經趕到現場,和黃朝琴將當時實際情况說明,學生方才散去。
胡適六十年代回到台灣,一度和陳雪屏過從甚密,一九六○年,還在醫院中的胡適,還曾經專門寫信給陳雪屏,對時局頗為憂心,信中說:「在醫院收到一封有趣味又很動人的信,談的是一個真實又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送給老兄看看。我盼望這個問題能得着政府諸公的注意,此信可複寫分呈辭公與雲老看看。」辭公即副總統陳誠,雲老指的是王雲五。當時胡適還不時就一些瑣事請陳雪屏幫忙,一九五八年胡適給陳雪屏寫信,信中說:「送上佟明璋君從香港來信,請你看了即在信上批幾個字。一九四四年七月教育系畢業,他必是『偽北大』的學生,那時我還沒回國。此項學生的畢業辦法,當時似有一種補習辦法。你若記得此人,乞示知此項學生的請求補發證書應如何辦理。」一九六一年胡適給陳雪屏的夫人寫信,信中說:「今天收到沈維甫從醫院裏寫來『告幫忙』的一信。此人似是昆三家那位很不高明的侄兒,我記不清他的名字了。所以送給您看看。」
胡適去世之後,陳雪屏在回憶文章〈談胡適之先生最後四年的生活〉中曾言,胡適的健康狀況,多年以來一直困擾着胡適,而且在胡適晚年回到台灣之後,演講邀約不斷,成為胡適一個很大的負擔,以至於胡適晚年有很多文稿尚未完成,很多草稿都沒有寫定,成為胡適晚年的遺憾之一。而在胡適身後,作為胡適的學生兼摯友,在胡適去世之後,陳雪屏不僅親自參與到胡適墓地的挑選,而且在胡適下葬時和羅家倫、楊亮功、毛子水三人,一起把北大校旗覆蓋在胡適的靈樞上,而後一度為胡適紀念館的籌建奔波,他曾經寫信給台大校長錢思亮,請求將胡適贈送給台大的其在紐約的藏書移送至胡適紀念館保存,得到錢思亮的許可,使得胡適的藏書得以盡量完整的保存在胡適紀念館中。
一九七八年,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在聯經出版社出版,陳雪屏為該書題字,至今余英時家還留存着一些陳雪屏的題字,客廳中有一副陳雪屏的題字:「未成小隱聊中隱,卻恐他鄉勝故鄉。」前者取自蘇東坡《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第五首,原詩為:「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後者取自陸游《南鄉子.歸夢寄吳檣》,原詞為:「歸夢寄吳檣,水驛江程去路長。想見芳洲初繫纜,斜陽,𤀹樹參差認武昌。愁鬢點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卻恐他鄉勝故鄉。」集句中所透露出的鄉愁,恰好是陳雪屏晚年的困境,一九九九年陳雪屏在台灣謝世,享年九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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