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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26日

毛尖:
拒絕逃離 - 毛尖

《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是整個二○一三年留給我最深刻記憶的一本書。
一九八○年,阿爾都塞因勒死妻子埃萊娜而進入精神病院,法院判決「不予起訴」,輿論很憤怒,阿爾都塞自己也很鬱悶,因為他並不打算逃離,他渴望在法庭上把自己和盤托出。事隔五年,他把準備在法庭上的陳述寫成了這本《來日方長》,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以及當時的整個時代氛圍。
這本書讓很多聲討過阿爾都塞的人更加不滿,他們認為他的自我辯護冰冷虛偽譫妄,但我被「譫妄」中湧現出來的阿爾都塞所震懾。甚至,我也不想把這本書看成封底廣告的「一部驚世懺悔錄」,這是激進年代的激進靈魂,他昔日的瘋狂已經構成今天的潛意識,而最珍貴的是,他從來不曾以逃離的姿態忘記他身體前後的黑夜,無論是書中的細節還是思考,其驚心動魄處,歷久彌新。
「拒絕逃離」,是我二○一三年的閱讀主題。諾貝爾文學獎今年頒給了加拿大人愛麗絲.門羅,門羅獲獎有點令人意外,因為她的短篇似乎沒有好到令人感覺可怕的地步,不過她的代表作《逃離》表達的女性觀我很認同。
卡拉十八歲的時候,逃離父母和男友克拉克來到小鎮生活。但很快,愛情被生活剝光了衣裳,卡拉準備第二次逃離。倉促上路的卡拉在真正進入逃離之路時,突然看到了生活的真諦,她被惶恐擊中,不顧一切地在最後一站下了車。她打電話給克拉克,請他來接她。
卡拉對「逃離」的最後拒絕展示了門羅的力量,也展示了她對這些年女性主義的直接批評:娜拉離開丈夫不是出路,不是勝利。拒絕逃離的卡拉具有一種永恒性,雖然女性主義可能看不上這種和生活的講和,但我認為一輩子生活在小鎮上的門羅通過《逃離》確立了她和莎士比亞的關聯,從《馴悍記》到《逃離》,理論感到狼狽的時候,恰是寫作獲得意義的時辰。
逃離閃念,超克逃離,這是二十世紀留給我們的遺產,雖然門羅在這個主題上的寫作其實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開始了。同樣在六十年代,另一個拒絕逃離的作家是彼得.漢德克。 二○一三年我們有幸讀到了漢德克的好幾本書,《罵觀眾》是其中最著名的,雖然不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罵觀眾》可以算是漢德克的成名作,此書如果能夠早幾十年到中國,那漢德克在中國的聲名大概會蓋過貝克特,因為他的先鋒性包含了現實主義的堅硬內核,既是文藝批評,也是社會批評。雖然晚了點,但在眼下這個甜蜜蜜的小時代,作家普遍討好讀者,劇作家熱衷獻媚觀眾的年代,《罵觀眾》依然有效,依然有着剛出道時的力氣:對於穿戴體面的劇作家,這本書直接撲上去扒了他們的衣服。漢德克對他同時代作家的批評依然適用於現在:這些白癡化和裝飾性的文字,只能令讀者對現實產生錯誤的觀感。
如此,《罵觀眾》便以最樸素的方式進行戲劇或者說人生的自我揭露,而你們,觀眾,誰也不要逃,罵的就是你們!
過去的一年,還有誰用這樣堅硬的風格質問我們、批評我們呢?我猜想,余華在動筆《第七天》的時候,一定也試圖用一種硬現實主義來面對時代,可惜的是,感傷的眼淚模糊了他的決心,使得整部小說沒有比網絡新聞提供更多的視角,我把這種簡易的寫作視為一種逃離,這就像陳凱歌、張藝謀從《黃土地》的撤離。相比之下,蘇童的《黃雀記》雖然依舊是在《香椿樹街故事》的延長線上做文章,小說風格也一如既往地詭譎隱秘,但是和余華試圖逃離中國的姿態不同。蘇童用「黃雀」意象致敬了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中國存在。在任何意義上,不準備出逃的蘇童都會比中國絕望主義的余華更動人。
而整個二○一三年,朱永嘉先生是我個人閱讀史裏的「年度拒絕逃離人物」。在很多人對自己的文革經歷主動失憶或煽情懺悔時刻,朱永嘉先生不卑不亢,文革不遠,歷史沒有終結。他的姿態,讓我想起阿爾都塞在寫完《來日方長》後的心情:生活,儘管坎坷,仍然能夠是美好的。
仍然能夠是美好的。這是阿爾都塞,是愛麗絲.門羅的信心,我想,在本質上,這也是蘇童是余華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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