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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2月09日

劉紹銘︰
Howard原來是浩文 - 劉紹銘

葛浩文是Howard Goldblatt。或者說Howard Goldblatt是葛浩文。聽他說這名字是初學中文時老師給他起的。他在印第安那大學修讀博士學位,師從柳無忌教授,專門研究東北作家蕭紅。如果不是他在台灣前後客居多年,「葛浩文」這個名號諒也不會派到甚麼用場。人在寶島,要融入當地人的社會,讓人家「浩文兄」、「浩文兄」這麼親熱的搭訕着,當然比佶屈聱牙的Mr. Goldblatt容易交到朋友。
自莫言登了諾獎的廟堂後,作為他作品在英語世界的「代言人」,Howard Goldblatt自然比葛浩文「吃得開」。葛浩文的中文書寫,數量不多,作品多發表在台灣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副刊上。我跟浩文兄相識三十多年,可是因為一直久居美國,沒有機會看到他刊登在台灣報紙的文章。
如果不是大陸一家出版社要替他出版「葛浩文文集」,我也不會有機會看到老葛用方塊字寫成的文章。書還未出版,我有幸先看到校樣。文集的編排,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散文」這一輯。散文這個文類,真是海納百川,名稱也多樣,說是「小品」固然恰當,改稱「隨筆」也適宜。「雜文」呢?也無不可。老葛的散文,既有正兒八經的紀念師友言辭,更少不了的是中西散文傳統這個源遠流長的題材:作者個人身邊瑣事。
光看〈稿費.倉鼠.狗〉這個題目,你就知道浩文兄要跟我們閒話家常了。文章是這麼開頭的:「我是一個樂於爬格子的人──文章寫得好不好我都不管:我是『有話說,便說話』的信徒,而不一定作個胡適先生的『須言之有物者』。」在文內他自稱是「格子蟲」,為賺稿費,「筆耕」得很辛苦,不到一千字的文章要賠上整整一個晚上。且說老葛的女兒一天晚上氣急敗壞的告訴父親說:「爸爸,我們養的小倉鼠病了,頭上長了些很可怕的東西,快來看看!」
小動物名叫「絨毛」,Fluffy,獸醫看過後說頭上長了「可怕的東西」是癬,病情相當嚴重,用過藥後三、四天要回去覆診。誰料小動物等不及覆診就死了。老葛的寶貝女兒因此哭得死去活來,不在話下。診金三十三元五毛,可知小倉鼠是在七十年代的美國入土的,因為今天看甚麼醫生都不只這個價錢。倉鼠說過了,那麼「稿費」和「狗」呢?說來湊巧,倉鼠看病那天他剛收到台灣報館寄來的稿費,他花了兩天時間爬格子賺來的稿費。此文結尾前後呼應。浩文兄說「走筆至此,現在把這篇短文快快結束,投到報館,這樣,說不定早日可收到第二次的稿費。」急甚麼?因為小倉鼠走了,家裏還有一條小狗,最近行動失常,說不定要看獸醫。看來浩文兄說得有理:「爬格子的動物對爬行動物的同情心畢竟不同,病也能相憐的」。
說起來,浩文兄是我的「學弟」,因為我也是印第安那大學畢業的,但一來我比他早幾年拿到學位,二來我主修的科目是比較文學,導師是奧尼爾專家Horst Frenz教授,因此浩文兄雖是我的同學,卻無緣在一起上過課。不過我們卻有一位共同的老師:柳無忌教授。無忌先生是「南社」發起人之一的柳亞子哲嗣,耶魯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大陸「易手」後留在美國教中文。柳先生恂恂儒者。現在讀了浩文同學〈追憶柳無忌教授〉這篇收在他「文集」的文章,始知他畢業後選擇了「我譯故我在」的學術生涯,這種興趣應該是在選修柳先生的課時培養出來的。他跟柳先生念過《西遊記》、古典戲劇和現代文學。他說「這些課程對我的事業(作為研究生和作為學者)的影響遠遠超過我當時的了解──那是非常之大的。」
浩文學弟「迷」上了《西遊記》,讀了阿瑟.韋利(Arthur Waley)的節譯本,對唐僧西遊取經的故事極感興趣,後來繼續閱讀有關著述,其中包括楊景賢的元雜劇《西遊記》。楊景賢本為蒙古族人,《錄鬼簿》說他「善琵琶,好戲謔」。浩文同學以雜劇《西遊記》為研究對象,給柳先生的課寫了一篇論文。老師看了極為欣賞,鼓勵他修訂後拿到學報發表。他依指示做了,文章也發表了。
葛浩文是柳先生的博士生,除了指導他的功課外,還得操心替他寫推薦信申請獎學金和找差事。葛浩文說得好:「他為我寫了那麼多信──那是在電腦前的時代──我怎麼報答他呢?」無忌老師也答得好:「有朝一日你也可以為你的學生寫信。」
「葛浩文文集」所收的文類,以有關繙譯的文章篇幅最長。文章的格式是「答客問」式的對談。這一輯的文字有五篇,其中一篇叫〈我譯故我在〉。初看時我以為這一定是「手民之誤」。後來看了內文,始知這是浩文同學刻意改寫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得來的「異文」。
詩人瘂弦平日跟老朋友聊天,有時故意誤用成語來凸顯戲劇效果。他愛用「喪心病狂」來形容自己對某些事物的眷戀。在研究生時代,繙譯對葛浩文來說是一門功課。但往後的幾十年,這門功課已經轉變成為嗜好,愛得「喪心病狂」。思之念之,無日無之。
在〈我譯故我在〉一文跟葛浩文對談的是季進,裏面一些葛浩文答客問的關鍵話在此應該引出來,用以說明「我譯故我在」的原意。葛浩文說:「繙譯這玩意,一言難盡啊。我像個鯊魚,你知道鯊魚要不停地游動,一旦停止就死了。我做繙譯就是這樣,一定要不停地繙,一旦沒事幹,沒有貨了,沒有小說繙了,恐怕就要歸西天了,是吧?所以我說『我譯故我在』。」
其實,只要我們對繙譯《茶花女》故事的林琴南的生平略知一二,就不會覺得葛浩文對「不繙譯何以遣餘生」的投入有甚麼特別之處。林琴南不諳外文,他繙譯的西洋文學作品大小百餘種,都是靠朋友口述給他聽的。《茶花女》一上市,馬上紙貴洛陽,引得嚴復感嘆說:「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茶花女悲涼的身世,林老先生經朋友傳譯聽來,令他感動五中。我們可以想像,他一定是噙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去繙譯的。
葛浩文繙譯了莫言十多部作品。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天堂蒜薹之歌》,覺得很驚訝,也很喜歡,因為故事中的愛與恨很能打動人心,農民的處境讓人感同身受。他寫信給莫言,說要繙譯這本小說。莫言回信說「好」,但老葛這時正在看《紅高粱》,沒看幾頁,就坐不住了,馬上告訴莫言,《天堂》是很了不起,但作為第一本跟西方讀者見面的作品,應該是《紅高粱》。於是先繙譯了《紅高粱》,然後是《天堂蒜薹之歌》,跟着下來的是《酒國》、《豐乳肥臀》和《生死疲勞》等。
跟他對談的季進這時插嘴問:「好像莫言的作品銷得蠻不錯?」
葛浩文答道:「也就《紅高粱》最好。我查了一下,已經發行到兩萬冊左右了。雖然是印了十幾年累計的數字,但中國文學的繙譯能夠到兩萬冊,我已經很高興了。」〈我譯故我在〉一文原載於《當代作家評論》,二○○九年第六期。事隔四年多,《紅高粱》的銷售量應該超過兩萬冊了。如果葛浩文不是出道以來一直在大學任教,繙譯這個「活」,無論他愛得怎麼「喪心病狂」,也是幹不下去的,因為英譯中國文學的作品,無論怎麼「暢銷」,單靠版稅的收入,不足以養妻活兒。那為甚麼還有人看來樂此不疲?那有甚麼話說,他們是「自投羅網」。再說,繙譯雖然沒有甚麼經濟效益,但在夜雨秋燈下,如果能像林琴南那樣投入《塊肉餘生記》中人物的身世,耳聞筆譯時悲從中來大哭一場,證明自己慈悲之心未泯,靈魂也因此得救了。
從事繙譯的人,不必作甚麼「犧牲奉獻」。於人於己都應當有利。浩文兄可不是說過麼,不繙譯,他就會上西天了。繙譯其實也可以是很好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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