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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4月12日

受壓抑者的獨白 - 張灼祥(拔萃男書院校長)

張愛玲把中篇《金鎖記》改寫為長篇小說《怨女》一定有她的想法。《金鎖記》小說的張力,極具震撼力的衝突場面比《怨女》更能觸動人心。王安憶把《金鎖記》改編成舞台劇,大概是看中小說人物有限的活動空間,帶出人生的無望無助,處境近乎荒謬,隨著而來的悲劇,無可避免。那年代,備受壓抑的女性,祇能如張愛玲筆下的長安,「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金鎖記》的七巧,在《怨女》變成銀娣。
銀娣還有她作為麻油西施的少女活潑日子,還有一個她喜歡的藥店年輕小夥子小劉,與她有過一段美好時光。小劉送她的一包白菊花,該是銀娣一生中收到最好的禮物了。
《金鎖記》中的七巧,一開始已投入那「沒有光的所在」,人生毫無指望可言了。嫁的是比潘金蓮嫁武大郎更不堪的廢人姜二爺,她這「半輩子已經完了──花一樣的年紀已經過去了。人生就是這樣的錯綜複雜。」
把兩篇小說對照著來看,《怨女》的悲哀是慢慢滲出來,教人低迴不已的,《金鎖記》則是悲喜交集,卻有著更大的哀怨,祇有小說完結前,七巧死去,她的兒子長白和女兒長安才有重見天日機會。《怨女》中的銀娣到小說結束仍然活著,「時間永遠站在她這邊」,她的女兒要逃出她的魔掌,得到解脫,更不容易了。
站在舞台中央的焦媛,由她來演繹七巧的內心世界。舞台雖小,卻足夠展示七巧不幸一生,她變得那麼計較,那麼潑辣,那麼霸道,其實她是那麼無助,那麼可憐可憫,這樣的一個人物,處理不當,會容易過了火位,變得誇張失實,會失卻那悲涼意境。
舞台太具體化了,道具太真,佈景太實,場景抽象一些,效果可會更好。演員角色演繹方法各有不同,各自說話,沒能擦出火花來。不能說他們不努力扮演張愛玲筆下的人物,是把小說人物搬上舞台,難度極高。小說細緻的筆觸,很難在舞台上展示出來,一個不小心,會吃力不討好。
舞台要把我們帶回近七十八十年前的舊社會,演員都在努力營造那年代的種種,我們卻無法有更深的體會和共鳴感,小說湧現的荒涼感,悲哀感,在舞台展示出來的祇是接近悲劇的人生,不夠深刻,因而不怎樣動人。
在舞台上處理過張愛玲作品的為數不少,愈是能夠抽象一些的,運用象徵手法多些的,包括人物和佈景,愈能帶出張的小說魅力,愈能打動人心。
七巧過的是備受壓抑,一點希望也沒有的人生。焦媛把這角色演活了,很有立體感。舞台上的她,言行舉止,已極有節制,她的演繹十分出色。舞台上倘若由這角色主導,其他角色作為陪襯,對白少些,效果可會更好。現在的問題是,這麼的一個極其統傳的悲劇故事,卻有著不新不舊的處理方法,是定位出了點問題,是人物焦點出了點問題,以至舞台劇《金鎖記》屬「好看」,卻未能牽動人心之作。
舞台有舞台的語言,出色的電影導演不一定會是出色的舞台導演,小說家也不一定可以把小說改編成出色的舞台劇,出色的舞台演員,祇能在局限中發揮她的看家本領,在有限空間,展示這樣的一位不幸女性,備受壓抑的一生。套用張愛玲的講法:「就事論事」,「也只能如此」了。

張灼祥(拔萃男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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