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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03日

五四那些事 - 林道群

圖注: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五四運動期間,被軍警拘禁的北京學生。(作者提供圖片)

明天五四一百年了,這兩天我老是想到三十年前五四七十週年的時候,一九八九年,那一年北京學生的五四紀念遊行,和一個月後波瀾壯闊的六四,同在一條長河中。

歷史不只循環,歷史老人常常還重複出現。五十年前周作人寫《知堂回想錄》,他筆下的五四,是五四後一個月的六月四日。他說,五四是大學生干預國政運動的開始,所以意義很是重大,六三則是運動的擴大,中小學生表示同情,援助大學生,出來講演遊行。北洋政府慌了手腳,加以鎮壓。知堂老人說:「反動政府對於革命運動的無理的鎮壓,不但給予革命者本身,也給予一般民眾以最好的訓練,使得他們了解並同情於革命,往往比運動本身更有效力。」

周作人說的,大概就是「政治五四」和「文化五四」不一樣的影響力。一百年前六月三日,北洋政府拘押了很多支持大學生的中小學生,六月四日大隊軍警包圍北大校園,六月五日北京城裏到處都佈滿了軍警……周作人當天就寫了一篇後來很有名的文章《前門遇馬隊記》,發表在《每週評論》。他說文章只是裝痴假呆的說些諷刺的話,但後來李大釗告訴他,警察一直盯住《每週評論》,警察說:「你們的評論不知怎麼總是不正派,有些文章看不出毛病來,實際上全是要不得。」

當然,一說到「文化五四」,又成了說不完的五四。一九八九紀念五四七十週年,我編過一本《五四:多元的反思》的書,約請了當時很多很有名的學者,王元化、林毓生、李澤厚、劉述先、朱維錚、甘陽、劉小楓、龐樸、陳來寫文章,編書的幕後軍師是當時在香港客座的復旦歷史教授朱維錚。朱老師向來不喜空談科學與民主,在談到什麼是傳統什麼是現代的時候,我記得他一再提醒我要特別留意胡適。胡適和北大學生創辦的《新潮》雜誌,用的當然就是英文的文藝復興,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緊接着《新潮》,北大校園還出現了一本劉師培的《國故》,這本自始就把《新潮》和《新青年》作為論戰對手的雜誌。胡適當然堅持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但在五四運動高潮中的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胡適給新潮社朋友寫信,強調「現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

我至今記得朱維錚跟我說這就是五四的複雜性,胡適既主張文學革命,同時提倡整理國故,因為對他來說,兩者並非水火不容。「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去做國故的研究」,正是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大任務。

林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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