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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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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x滅洋 - 潘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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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前(11月13日)新華社發文紀念「義和團愛國反帝運動」,大談「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說這是民族意識覺醒,又認為這歷史事件「見證了中國近代歷史上反帝愛國運動的重要一幕」及「展現了百年前中國民眾團結禦侮的決心」。

其實若要談甚麼民族意識覺醒,遠在元末的1367年,朱元璋起兵,宋濂發表檄文就慷慨激昂說「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了,這何止覺醒,簡直亢奮!之後六、七百年,這種亢奮在中華大地一直方興未艾,晚清革命黨起事,把宋濂的口號幾乎原封不動循環再用,以一字之差改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過弔詭的是,孫文等人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早在1895年發生,拳匪亂京師卻在1900年,後者喊的口號是「扶清滅洋」,擺明車馬為滿洲皇族賣命,與興中會、同盟會等人,兩種「民族意識」截然不同,根本水火不容!

另外,新華社文章的出台本身也有點怪異,義和團鬧事引來八國聯軍入京發生在1900年6月到8月間,新華社文章發表在2018年代11月,既不掛月又不巴年,五歲小孩都明白,這些義和團文章是配合國家在當下國際鬥爭、尤其是與美國打貿易戰的一個環節。

其實所謂民族意識是一個飄移不定的概念,像滿漢之分是一種民族主義,糾結黃種人與白人對立又何嘗不是民族主義?根據現代學者像英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史恪敦(Sir Roger Scruton)分析,民族主義(nationalism)有別於愛國主義(patriotism),前者建立於仇恨及有排他性部落色彩,後者則根植在地與社區及故鄉的眷愛,固然史氏認為後者遠較前者可取。

今次北京當局的舉措,肯定是看中當年拳匪的「滅洋」,至於扶的是甚麼就不必深究了,不過若歷史可以作為鑑戒的話,新華社諸君似乎要小心了,真的在國家層面上「開拖」要講實力,慈禧他們當日靠拳民的甚麼燈(黑燈是寡婦、紅燈是少女)照與小說虛構人物(像孫悟空)等上身的刀槍不入結果還是一敗塗地,這次貿易戰中給步步進逼,觀乎日前在巴新APEC會議中美國副總統當着國家主席面前對一帶一路的「打臉」,北京領導人只能夠閉目養神,繼而態度軟化,指示曾經在台海耀武揚威的美國核子動力航母,像列根號都可以訪問香港特別行政區,要「滅」這個洋,似乎也很難。

不過,據說在庚子拳禍是真的有個結結實實的「民族英雄」的,就是左宗棠的老部下、甘肅軍頭董福祥,當年6月董福祥率部進入北京,駐守永定門, 6月11日,董部在永定門外刺殺剛好乘車經過、完全沒有武裝警衛也沒有挑釁清兵的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更將其屍體肢解,並剖腹取出腑臟,心肝獻給董將軍,其餘塞入馬糞,棄於路旁。據說董的「忠勇」,被清廷誇為「了不起的好漢」。注意,慈禧以光緒名義發表「宣戰詔書」是在6月21日,當時日本帝國與清廷根本不在交戰狀態,其實殘忍屠殺沒有武裝的外國使節於理不合也對國家有害無利,雖然技術上沒有甚麼難度。

事件中除了上述杉山被殺,也有德國公使克德林(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被害,都是在對方不是軍事人員、不在作戰狀態中,沒有武裝之下被偷襲成功的,既不光彩,也違反國際法,其實是當時(甚至現在)一些落後國家地區面對列強的一種自卑心作祟,筆者在7月15日本欄文章《叫好叫座「辱華禁片」》提到1927年「南京事件」中被害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Dr. John E. Williams),慘劇也如出一轍,不過那次操刀的是中共親手了。

庚子拳禍中最可憐的是中國的教眾,殺不到洋人就拿他們出氣,短短幾個月,就屠殺了近十萬人,到了今天仍然在燒教堂、拆十字架,世界的改變,有時似乎不大。

最後一提,事件在英屬香港也留下一點痕跡,港島半山有一條西摩道,命名自當日八國聯軍總司令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Edward Hobart Seymour),另外九龍尖沙咀的赫德道,卻是紀念中國海關之父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後者在整個亂局中一直身在京師,把經過記錄下來,到八國聯軍鎮壓得勝之後,赫德與李鴻章配合參加《辛丑條約》談判,盡力維護中國利益,以求達到其能夠承受的議和條件。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

潘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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