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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0日

哲學家的遺願 - 王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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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雖然不像蘇格拉底、柏拉圖、笛卡兒、尼采那麼廣為人知,但肯定是西方哲學史的重量級人物,在世時赫赫有名,死後影響力絲毫不減,對當代英美哲學的影響尤其深刻。二十世紀前的哲學家,我最喜愛的是休謨,我的哲學道路,可說一直都是在他的巨人身影下走的,由學士的honors thesis(寫休謨論神蹟)到博士論文(其中不少篇幅討論休謨對極端懷疑論的看法),都跟休謨的哲學息息相關。
休謨吸引我的,還有他的著作散發出的人格芬芳:窮思苦究卻不執着,理性而帶人情味,踏實之餘卻不失風趣幽默,不像一些大哲學家那樣不吃人間煙火似的,高不可攀。休謨有一句名言:"Be a philosopher; but, amidst all your philosophy, be still a man."(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Section 1)這無疑是他身體力行的。
最近讀了一本好書,是Dennis C. Rasmussen的The Infidel and the Profess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寫的是休謨和史密夫(Adam Smith)的友誼,但較偏重描寫休謨,沒有Ernest Campbell Mossner的休謨傳記那麼大部頭,只兩百多頁,卻更活靈活現地刻劃了休謨的性格。這本書可堪討論的地方不少,一篇短文當然不能囊括;書的結尾講述了休謨的一個遺願,作者有獨到之見,而他的看法完全符合休謨那不執着的性格和"be still a man"的原則,因此,這部份特別值得談一談。
休謨約在三十九歲時完成了《自然宗教對話錄》(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以下簡稱《對話錄》)的初稿,往後當然有修改,但直到他病重將死,這本書仍然沒有出版,那已是完成初稿後二十五年了。《對話錄》是休謨對宗教最直接的攻擊,而對話錄的體裁亦較容易令一般人明白其中的論點,如果出版了,會比他早年的反宗教著作有更大的「破壞力」。休謨的反宗教立場明確,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一直帶給他不少麻煩,甚至由於宗教人士的阻撓,令他無法取得大學教席。休謨遲遲不出版《對話錄》,大概是因為不想有更多的麻煩。
休謨六十歲後健康日差,知道時日無多,在1776年1月立下遺囑,同年8月便去世,享年六十五歲。他的遺願之一是出版《對話錄》,並託付史密夫處理出版事宜。史密夫雖然與休謨是惺惺相惜、推心置腹的好友,卻拒絕替他辦這件事。休謨因此曾一度改寫遺囑,不過,最後還是改回原來的安排,囑咐史密夫出版《對話錄》,而史密夫結果真的有負所託,拒絕參與出版的事(最後由休謨的姪兒完成《對話錄》的出版)。
連老友一個簡單的遺願也不肯出力,史密夫不是太過分了嗎?很多學者不但這樣看,還認為休謨自己也因為史密夫的拒絕而十分懊惱,甚至死不瞑目。Rasmussen提出有力的證據,說明史密夫的決定並非無理,而且休謨體諒史密夫為何不願意出面安排出版《對話錄》:史密夫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剛剛出版,而且他一向宗教立場不明確,至少不像休謨那樣明目張膽反對宗教,因此和宗教人士關係良好;假如他和休謨的《對話錄》扯上關係,很可能會大大削弱《國富論》的銷路和影響力(史密夫關心的主要是後者,但兩者肯定有關係)。
在休謨和史密夫現存的通信裏,有些是關於出版《對話錄》的,看不到兩人的友誼因為史密夫的拒絕而變壞;休謨死前約兩個月,還邀請史密夫到他家裏住,而史密夫應邀留了超過一個月,可見交情依舊。休謨受過宗教人士攻擊之苦,將心比己,當然明白史密夫的處境。雖然他在遺囑裏仍然是託付史密夫出版《對話錄》,但表達的是信任,不是執着。休謨在遺囑裏也交代了如果史密夫主持出版《對話錄》,便給他二百英鎊(約等於現在的三萬英鎊)以為答謝;休謨當然知道史密夫不會收這筆錢,他表達的是謝意,不是金錢計較。

(隔星期六刊登)

王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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