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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26日

讀《余英時回憶錄》 - 王偉雄

剛從香港回來,這次因為要帶回數十本自己的新書,也有朋友贈書,所以不便多買書,只買了兩本,其中一本是《余英時回憶錄》。這本書,我不是慕名而買,而是慕實而買:余英時的著作我讀的不算多(四五本書和十多篇論文),但讀過的都很佩服,最近在讀他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更加感到這位大史學家學問之高深。在飛回美國的機上我急不及待便開始讀《余英時回憶錄》,下機時已看了三分之二;假如不是晚機,用了幾個小時睡覺,我一定會在機上看完全書,因為實在好看極了。

余英時在書序裏說他「從來無意寫自傳,因為自傳必然以自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敍事的核心」,這是他「想極力避免的」(p.5),於是決定採用回憶錄體,重點不是個人生活和思想,而是他所經歷的世變。然而,書的內容仍然包括了不少他的生活和思想,只是全都和他的求學及研究有關;因此,這本書其實是英文說的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書中不管是談人還是論事,都是平平道來,沒有絲毫激情慷慨,幾乎沒有任何部份稱得上是juicy的(只有論張光直那一節庶幾近之),卻依然引人入勝,因為余英時的經歷着實豐富,堪稱傳奇之處不少(例如到哈佛留學的曲折過程),單是敍述事實,無需繪影繪聲,便足以令人神往。余英時在書中極少貶抑論及的人物,我記得的只有翦伯贊,而且只是複述別人的批評,最後還補充說「翦伯贊在文革時夫婦雙雙自殺,結局很悲慘,這裡談到他絕不忍再含責備之意」(p.85),不失厚道。此外,寫到情誼,例如與錢穆的師生情和與邢慕寰及高友工的友情,都令人感到是出自肺腑,十分動人。

《余英時回憶錄》有很多饒有趣味的細節,例如錢穆教余英時寫筆記「每頁隔一空頁」(p.103),以便將來可以寫下其他可供參考和比較的資料;另一例子是教他《史記》的補習老師沈伯龍竟是隱姓埋名的著名親日文人沈啟元。不過,此書最可觀之處仍然是那幅大圖像,刻畫出際遇、世變及追求學問的熱忱如何不期然地互相配合,造就了余英時這位大史學家。

全書只有兩處我認為值得批評,由於篇幅所限,我只能簡略評論。第一處是余英時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在開始的時候,即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為甚麼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他的答案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p.49) 可是,他對這個答案的解釋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尤其是引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一句(《論語》原文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有學者認為「寡」應作「貧」,余英時應該是採用了此說),因為這句歷來理解不一,很難說是清楚表達了平均主義的思想。第二處是替香港的雨傘運動追本溯源,余英時提出這個看法:「今天香港青年學生之普遍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普世價值,因而激起了舉世震驚的『雨傘』運動,其最早的種子也許正是從《中國學生周報》輾轉傳播而來。」(p.142),他形容這是「大膽推想」,這推想的確大膽,不過,他加上了「最早的種子」、「也許」、「輾轉傳播」這樣的「頭盔」,便很難證明他說錯,但這也同時大大削弱了這個看法的解釋力,倒不如索性不提出來好了。

想不到這本書談到的一個人物竟和我有淵源。余英時數次提到哈佛哲學教授懷特(Morton White),並說懷特講授的歷史哲學課對他「此後的學術取向影響相當大」(p.186) ;我的博士論文導師是Barry Stroud,而Stroud的博士論文導師正是懷特。

《余英時回憶錄》只寫到余英時在哈佛完成博士學位,應該還有下冊。期待。

(隔星期六刊登)

王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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