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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4日

閑話一則 - 葉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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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醒來,收到朋友或是噏(WhatsApp) 一則問:點解今年死咁多老人家?我端詳良久,感覺問題內有玄機,稍加參透,乃沐冠而答:因為他們都老了。我想起了當年小布殊總統面對記者問:為甚麼汽油那麼貴?小布殊答:因為汽油來價貴,所以售價貴,倘若來價平,售價就會平。還輔以高高低低的比劃手勢。人高壽或高位,就算是說一兩句簡單的話,也會充滿玄機的。比如說,叫人「量力而為」,本是老生常談,但超人說來,便是智慧,那腔潮州音,不是一般人學得來。

朋友也建議,可否寫一則關於近期大舉移民遷界的名人逸事,我又猶豫了半天,發覺這批大小移民,都不過是我工作時期的偶然相遇,談不上熟絡,所以不夠寫一篇「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的文章,頗感寂寞,唯有坐井而觀各方墨客之憶逝文騷,當中卻看出很多話中有話、言中有意來。高壽高位名人平生多姿釆,當中有老生常談的經歷甜酸苦辣,其他便是偶然撲面而來,而又稍縱即逝的機遇、名利取捨的抉擇和人性的反覆,有驚濤駭浪的安危,途中也有慶幸與懊悔,但面對人前,則多說「我今生無悔」,所以Édith Piaf的Non, Je ne regrette rien那麼扣人心弦。

政治文化學者、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 在〈朝臣與官僚〉(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中歸納西方歷史學、政治學界對中國的觀察,一方面禮節上景仰讚揚中國文化的偉大,另一方面亦不約而同認為中國人普遍缺少了全面的複雜人格 (……People without the full range of human complexities)。我則樂意將其理解為中國人着重於生存,理想卑微,亦即民風淳樸。

我以前喜歡聲樂,入音樂製作行業之後,接觸過很多老前輩,其中一位是藝術歌曲唱家,並有機會共襄製作,途中發現藝術家在金錢上頗多計較,對別人亦經常過取,甚至多不切實際的取酬幻想。當年尚帶理想主義的筆者自然對其印象大減,直至一日聽他閑談時說了一則故事。

如我父親那代,很多人都在四九年後陸續來到香港,歌唱家隻身來港,落腳於朋友家,都是新移民,人浮於事,口袋身無分文,每天不知道明天有沒有飯開,飢腸轆轆大概過了三兩天,朋友霍然而起說:有辦法!來,今天包保有大餐吃!……那天他們各人捐了一大包血,然後拿了錢去鋸牛扒,相信那是他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頓盛宴。

內地歷史學者張宏杰寫過一本〈飢餓的盛世〉,特舉乾隆年間英使馬加爾尼來華所見的老百姓生活景象。雖說盛世,人民卻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還要受官員鞭笞差使。這種飢餓的恐懼,構成了民族的集體潛意識,可能不在一兩百年之間可以磨滅,要短期內發展全面的複雜人格,可能便是一種奢望。我們無需崇高的宗教信仰,只需求神拜佛,畫派不多,音樂曲目少,但已足夠百看百聽不厭,也不需要童話,只需要孝順,我們自商朝已懂得營商,便不需要特別發展甚麼經濟學理論,也不要搞甚麼哲學,至於政治體制,我們經常處於超穩定狀態,所以叫做「大象席地而坐」。

民國時期教育家黃炎培憂人民欠工作技能,積極推廣職業教育,深得普羅百姓的愛戴,遷遊時群眾夾道相送,媲美天王巨星。但他總有一點想不明白,為甚麼我們的國情,好像經常都在惡性循環。他請教毛主席:「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主席慈祥的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一時間以為自己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悼名人偉人,叫做蓋棺定論,堂上千篇一律「哲人其萎」,既然是笑喪,倒可風趣點,題「豐衣足食」、題「搵食啫」,也或無不可。這幾個禮拜天下太平、萬邦和諧、維港無恙,無聊就此閑話一則。

葉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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