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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11日

也談命書 - 邵頌雄

《回到未來》圖片

馮翁現身今屆書展,跟宋以朗先生攜手主持一個題為「破解張愛玲的三個秘密」的講座。當中第三個秘密,跟張愛玲的命書有關。張愛玲篤信占卜命理,不但「出書、出門、求吉凶都要借重」牙牌籖,也有找人算命。一九五五年她寫給鄺文美的書信中便提到,「有一天我翻到批的命書,上面說我要到一九六三(!)年才交運(以前我記錯了以為一九六零),你想豈不等死人?」寥寥數字,道出了這位一代傳奇才女於生活摧折下,變得如斯脆弱、惶恐、無助,唯有寄望命書所言八年後才交的新運。
不獨張愛玲,香港八十年代初文化界不少代表人物,也曾對「命書」這玩意趨之若鶩。他們力捧的那位高人,據說甚為仰慕筆者的一位老祖宗,有「半仙」之稱,真身諱莫如深。他批的命書,卻因得幾位才子才女嘆服,而於他們的報刊專欄,公開部份內容。這類鐵板命書,除了「算準」六親生肖、父母狀況外,其餘大多是言辭虛廢的批語,例如「一字記之曰書,不可不讀」,便應該任何生辰八字都適用;此外,「鳥語花香得意春」、「萬里同心」、「數有三妻,爭不得」、「爭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一字記之曰黃,日暖風和」之類,也不見得有何意義,不外勾起命主對妻財子祿的遐想。奇則奇在,這類命書竟然得到文化界青睞有加、深信不疑。
對六親生肖姓氏等批斷的雛形,早見於五代時期的敦煌寫本中,稱為《推人遊年八卦圖》的祿命書。這類祿命書提到如「游年在離,南方,其年之中,與姓姚、侯、呂、董,交通吉」;如「游年在坤」者,則「一年之中,宜與姓馬、侯……蘇、許、呂、郭交忌」;除此之外,亦有提到肚痛、眼病、瘡疥、口舌病、肺病等疾病,並建議以計算每年「生氣」位的方向來選擇治療方式:如生氣在兌,「宜針不宜灸」;生氣在震,宜用青色之藥等等。另外尚有絕命、天醫等方位,配合八卦爻變。如此簡陋的命書,明顯就是於只有幾個姓氏聚居的小城鎮,為遷就思想簡單、文化水平不高的普羅大眾編寫的「流年運程書」。雖然敦煌流傳的早期祿命術,不論推算方法及批文都不及後出的命理那類「蛟龍豈是池中物,一遇風雲便化龍」吸引,但其性質卻無大異,同樣對人生有相類的認知,認為某個時辰出生的,便註定跟特定姓氏或生肖的人有着甚麼樣的瓜葛、有甚麼樣的疾病等。風靡一時的「神數」,不論於精神境界或思維層次上,其實都高不了多少。
再者,命書那類「一字記之曰X」,便「戀不得」、「近不得」、「信不得」的,究竟應如何理解?其文意預留的空間,是說被算者某一年遇着X時,如能不戀、不近或不信等,便能改變命運?但「改變命運」、「趨吉避凶」等,其實又是甚麼意思?吉凶好壞的標準,是由術士來定的嗎?跟着術士所說而做,就是已經改變了命運嗎?在沒有比較的可能下,一切「改變」都只是空言,你永遠不會知道不是依樣而為的話,人生就一定更「差」,除非你有《回到未來》那類時光機,窺見未來景況,然後將發展的路向改變。但穿越時間的電影橋段看得多了也有感悟,人生可真沒有那麼「着數」的事情,即使能刻意改變,效果亦往往未如預期,反而影響了其他人的人生禍福。如果有人能據命書改變命運,那麼由改變而產生的漣漪效應,必然令任何人的命造都無可算,因為改變命運的人愈多,愈無可能不受四方八面湧來的漣漪影響。術士一方面強調趨吉避凶,另一方面則自誇料事如神,兩說放在一起,其實是一種悖論。
張愛玲算的大概不是鐵板神數,但即使算八字、紫微斗數,一但落於言之鑿鑿的命書層次,其實亦同樣欺妄。尤其以為中國文化有「奪天地造化」之偉大,可以單憑出生時間而脫離社會環境及人事考量,便可為命主寫下一生歷程細節的命書,更是缺乏基本的思維能力。對命書執迷的那一刻,實已被傳統術數追求錢財、權位、子嗣、妻妾等的庸俗人生觀所局囿,自動放棄對生命的探索、對智慧的渴求,人生已無甚麼境界可言。命理若真有甚麼功能,也只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一種工具,而這工具卻因人而施、因時制宜,非謂同一時辰的人都呆板地演着一模一樣的命書劇本,必定同一年結婚或失戀、升遷或事業,甚或壽元也有定數。難道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鐵板神數到某一歲數,命書最後一句多作「南極仙翁來保奏,北斗星君把壽添」,算是暗示壽元到此為止。我對命理的理解,則幾乎馮翁這位「南極仙翁」所言:「解讀一個星盤,好比賞析一首命運的詩」,如此而已。

邵頌雄
電郵 :
goldener.sa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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