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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29日

別把自己推往「晚期」 - 邵頌雄

三月左右,家父身體出現了一些小毛病,卻因為老人家的連串頑固想法,照顧他的家兄也愛莫能助,結果衍為大病。今夏帶同家母回港,原定一道旅遊的,結果變成進出醫院探病。人生無常,也是無可奈何。

家父的固執,卻把我拉回對人生晚年的思考。近兩年來,與李歐梵教授合作的一個小玩意,正是反思西方學界對晚期藝術風格的論說。二十世紀初,德國哲學家阿多諾討論貝多芬晚年作品特色時,提出「晚期風格」之說,認為這個時期的貝多芬充滿「桀驁不馴的姿態」、屬於「滿目瘡痍」的「災難性作品」。無獨有偶,大文豪托爾斯泰聽到貝多芬晚年的第二十八號鋼琴奏鳴曲,同樣破口大罵,說為「低劣的藝術」。近代學者薩伊德承此論調,把「晚期風格」從貝多芬擴展至其他作曲家、演奏家與文學家等,結論人生來至晚期,往往離經踰矩、冥頑不靈,甚至刻意顯得毫不和諧、陰陽怪氣。這種看法,多少反映了西方社會看待人生晚年的基調:老頭子就是grumpy且難以理喻。東方思想,卻多秉持「尊晚」的美德,建立出對長老的崇拜,由是多認為初生之犢總是不成熟,能登藝術巔峰者,往往是爐火純青、閱歷甚深的老人。因此,我們不會想像金庸當年繼續寫作武俠小說的話,會是倒行逆施、顛倒艱澀的災難作品,而只會假設那會是如何臻達化境之神作。也許由於「尊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類傳統包袱,我們對老人家的固執脾性,即使萬分不同意,也有着多一點耐心和忍讓。

西方文化裏面,雖有「老智者原型」(wise old man archetype)的建立,但同時亦敢對既成體系提出懷疑、對大師級演藝家的後續作品作出批判。勇於對傳統框架作深度反思,造就了西方文化不尚因循的創造力和幻想力。跟李歐梵合寫的新書中,於審視西方學界的晚期風格論說之餘,卻未克反過來更作剖析「早期風格」一二。事實上,西方給予年輕一輩發揮的空間,對初試啼聲的鼓勵、破格嘗試讚嘆,足以令我們汗顏。對年輕學人呵護、容讓、支持、信任,是文化得以向前發展的原動力。

今個六月,見證了這個城市內百萬人齊心締造的奇跡,也親身體驗到這個城市的撕裂。六月十二日晚的集會,應「定性」為「暴動」嗎?我們且先撇除政治立場,看看十六日大遊行後,多份報章忽然轉調、建制議員紛紛出來表示「疑慮未消的前提下,不宜硬推具爭議性法案」、「特首應向市民道歉」、「要求政府作出修正」之類充滿娛樂性的嘴臉,便知政府於百萬人遊行結束後兩小時,即急不及待表明不理台灣拒收陳同佳仍會「堅持初心」、甚至要求原應制衡行政長官及政府職權的立法會好好配合,盡快二讀三讀通過法例,是多麼破壞社會政制和法制的一回事。數夠票就可以硬闖過關?這設想其實並非天真,一百萬人出來遊行後,自恃夠票的特首,根本不會考慮與民「同行」,反而加速推行步伐、仍然唱着「初心」老歌。如果沒有青年人於十二號圍堵立法會,令二讀不成,然後激發起二百萬人的更大抗議,法例可能早就通過了,建制議員也不會轉頭反插特首不是。建制現在紛紛才發現「欠缺諮詢」、「解釋工作不夠」、「不夠成熟」的一條法例,於法律上、經濟上、政制上的影響都極為深遠,如今未能通過,還要多得年輕人的奮勇堅持。

可是我們這個「尊黨敬老」的政府,真有嘗試過與年輕人「同行」嗎?若領導者自忖還是圍堵立法會那些年輕人的歲數時,只知道考第一,哪懂甚麼公義法制等的話,那便大錯特錯矣。我們對年輕人的識見和能力有所懷疑,往往是將他們與當年的自己相比。時代不同了,年輕人懂的、年輕人敢的,我們都難以想像。我們可以做的,只有盡量提供具啟發思考、國際視野的教育,給予信心和發展空間,匡扶他們與世界接軌,而不是扼殺他們的訴求、以高壓的家長式教育命他們遵從,甚至以槍桿子彈令他們屈服,否則,我們除了推自己往冥頑不靈的「晚期」之餘,也扼殺了屬於年輕人的「早期」風格。

遊行當天,我跟同行的周同學說,對上一次上街,剛是三十年前,也是與他一起。逼爆的街上,圍繞身邊的都是香港人,扶老攜幼的,和諧有序,是一種久違的感覺。

邵頌雄
電郵 :
goldener.saa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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