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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08日

中文不是法理語文 - 陶傑

中文是一種寫意的語文,缺乏縝密的理性,所以不適宜用來制訂法律。用中文為思維基礎的法律,一定漏洞百出。
譬如「基本法」中講財政司司長理財,必須「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避免赤字」。香港的曾俊華,明明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來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做得堅決,卻被梁振英陣營大罵為「守財奴」。
中國人的道德倫理,農民文化,講積穀防飢、居安思危,儲蓄明明是美德,但中國人情緒化起來,美德便成為罪行。如果換了在明朝,香港的財爺一早被砍了頭。
中文可以用來作詩,文言文簡單精煉,有自己的美感,可以抒情,但說理很弱,絕對不可以立法,一旦用中文來說理和立法,本來言簡意賅的優點,即刻變成空白和漏洞處處的陷阱。
又例如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許多文人誇口說:這是中國「民主思想」最早的萌芽。
這句話其實只是對當權者的一點微弱的規勸:不要將蟻民視同豬狗,也不要將君王當做國家的代表,對人民好一些,他們的地位應該最高;國家名器其次,至於君王,謙卑一點,是三者之中份量最輕者。
孟子由頭到尾都肯定了「君」的權力地位,並無提出「君權」應從何處來,「民為貴」是如何的「貴」法,怎樣建立和保障「民、社稷、君」的三級制。寥寥十字,並非理論,講了之後無人附應,就這樣孤伶伶過了兩千年,更不成為「思想」。
還有禮記所謂「講信修睦,選賢與能」。「選賢」二字,並無主語,可以是皇帝一人來選一個他認為最賢的兒子,也可以是一群臣僕太監組成一個「選舉團」猜揣皇帝的心意讓一個太子「全票當選」。
正如唱紅毛歌的薄熙來還沒有倒霉時,申辯他兒子在英美留學的巨額學費生活費從何而來,差一點就可以變成薄總書記的熙來同志哈哈一笑,說「全額獎學金」。
中國的山區農民聽了,還以為是牛津哈佛提供的獎學金,後來查明,原來是大連富商徐明付的錢,也叫做「全額獎學金」。這種中國語文的騙局,即與「選賢與能」異曲同工。
沒有主語,作詩無所謂:「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四句均無主語,意思和意境皆高,用來制訂法律,永遠不要奢求可以擁有現代的法治。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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