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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09日

國運不太好 - 陶傑

中國的文人每喜做「國師」,中了「屈原毒」,又自覺有諸葛之才,認為上可為「治理國家」而「出謀獻策」,下可做「意見領袖」,啟迪民智,實為虛妄。
以戊戌政變為例,康有為是領袖,最愛風頭,權力慾最大。譚嗣同則浪漫而衝勁。梁啟超學識通博,也是最冷靜而具觀察力的一個,但組織力遜於康有為。這三個人,本各有所長,卻犯了判斷的通病:靠近了光緒皇帝,誤以為光緒年輕,有改革之志,又難得地欣賞而信任這幾位有現代西方文明思想的知識份子,而且一定活得比慈禧太后長久,所以毫不遲疑,全部將賭注下在光緒這邊。
書讀得再多,讀不通融,戊戌維新的一伙「顧問」,有許多書本的學識,但不了解中國宮廷是一個江湖,不但慈禧是一名龍頭,周圍的袁世凱、榮祿,不必讀書,都是一群撈家。
中國文人的缺點是天真,誤將天真為理想,而又誤將對理想的堅持,當作「風骨」。一百年來,研究戊戌政變的論著甚豐,今日看來,這場風波發展迅速,也可以感應當年康梁一伙人,皆以為手中有「直線」可以通光緒的那股空前的亢奮。
有直線通光緒皇帝,是沒有用的,首先光緒無權,其次光緒不是明治天皇,意志軟弱,身體多病。譚嗣同尤為天真,以為靠袁世凱,可以抵住軍隊,但袁世凱假意應承,卻又引起榮祿的眼紅。
光緒雖然想改革,下詔邊疆的地方大員,地方官都是慈禧委任,對光緒的詔書不予理會。光緒只有幾個書生為心腹,袁世凱卻是曹操式的奸雄性格。光緒皇帝全無領袖之才,康有為也不是領袖,其他全是幕僚顧問之類。獨有袁世凱可以是奴才,時機成熟,這個奴才卻罕有地可以成為領袖。
其中以梁啟超最有學問,也研究過崇禎皇帝和袁崇煥的關係,寫過一篇論說。梁啟超為何不明白這幫人的性格缺陷,也不懂「事緩則圓」的道理。這年他才二十五六,或者太過年輕。
那一年日清戰爭才結束五年,拳匪之亂尚未起,康梁有的是時間,兩人都周遊列國,與英美的關係很好,本來一切可以從容準備。但或許三十多歲的光緒皇帝的健康太差了,其他人能等,皇帝等不了。如果光緒有明治的體魄,有伊藤博文和坂本龍馬,而不是李鴻章康有為之流,一切都不同,但中國沒有,這就是國運了。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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