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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4月02日

牛頭馬嘴永不對 - 陶傑

中國文化沒有孕育過成熟的邏輯學。當孔子在講非常抽象的一個字「仁」的同時,古希臘的哲學家正在研究精確的邏輯演繹。
譬如:愛琴海有一個克里特島,如果有一個克里特人說:「所有克里特人都說謊」,就形成一個哲學上的難題,叫做「悖論」(Paradox)。
問題不在於這句話的真偽,而在於此言由一個克里特人來陳述──如果這句話是真的,即克里特島每一個人天生都是大話精,那自然包括講這句推介克里特人「民族性」的那個克里特人──他自己也是大話精。但如果說這句話的克里特人在說謊,那麼「所有克里特人皆大話精」此一命題即不能成立。但是,如果這個克里特講者說的是真話,所有克里特人都是大話精,此言即刻也成為假話。
什麼是真相,什麼是謊言?「克里特悖論」此後三千年「除了黑暗時代」在西方一直有人苦苦思考。有一個叫費列達斯的哲學家,因天天苦想而無答案,痛苦而自殺。
為什麼這句話有永恆神秘的奇趣?因為像「宇宙無限大」一樣無法令人定義和想像,這句話成為超越心智的形而上語言。後來的尼采說:世界上無所謂「語言」(Language),只有「詮釋」。同理,在一個形而上的世界裏,也沒有所謂「詞彙」,只有「詮釋」。但誰的詮釋才是標準的權威?在自由世界,因容許不同觀點,也容許不同的詮釋,譬如紅樓夢可以是一本愛情書,也可以是一本哲理書,也可以是行政管理書,也可以是政治書。但是毛澤東坐上了天安門城樓,卻只准對紅樓夢一種詮釋,就是只准由馬列角度,定性為一本「階級鬥爭書」。
但是在西方文明世界之外,方今有兩股勢力,將「詮釋」定為一尊,其中一股是中東的伊斯蘭國之於可蘭經與伊斯蘭文化。另一股,則由香港人經歷了「特首選舉」而領教了尼采的發現:你所說的「選舉」,甚至你所明白的「小圈子選舉」,與此一絕對的權力不同;因此所謂「不走樣,不變形」之類也不同,所謂「愛國愛港」更不同。一切不在於「基本法」及其條文,而在於「釋法」;亦不在於任何詞彙,而在於只准權力一家的詮釋。
西方幸有希臘,抵禦極權,總有點免疫能力,譬如小說「一九八四」只英國人寫得出,中國人寫不出來(中國人可以寫武俠小說)。西方文明的祖宗蘇格拉底一早就探究細節、尋找定義、創建邏輯,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奠基,而且時至二十一世紀,你看中國人紛紛移民的方向選擇,時間證明,世上現存唯一的文明就是這一支,其餘的不論用恐怖炸彈強迫,或自吹得天花亂墜,都不算。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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