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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15日

大時代 - 陶傑

(法新社)(法新社)

西方傳統的基督教文化,上帝絕對主宰,是一切美德的集大成者。宗教倫理將世俗的人際關係和政治利害的思考排斥在外。

西方中世紀宗教信仰一元而極端,做人基本無趣。但資本主義出現後,歐洲民間生活世俗化,出現了豐富的創意和科學的發明。

十九世紀之後,帶有空想色彩的社會烏托邦思想,補足了中世紀神權獨裁的黑暗和空白,但同時基督教傳統觀念深入民間,也提倡了博愛互助、人權公義。

也就是說,西方的神權在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之後,也自發改革或從新約聖經中找尋初心的解釋。上帝雖然在舊約裏是獨裁者,耶穌是代理人,但耶穌傳達的博愛卻為文藝復興後人性的抬頭,提供了相當完美的註腳。

中國兩千年來的脈絡完全不同。先秦諸子確實出了一批有社會批判意識的知識份子,這一點在希臘羅馬的同期,中國起步並沒有輸。

但先秦諸子無論儒家、法家、道家都缺乏積極改造社會的意願和動力,只是不同門派的知識份子各有主張。儒家的王道雖然是政治理想的藍圖,卻只將改善政府生活寄托與人倫目標的達成。

儒家苦口婆心教人如何「做人」,但基督教卻有上帝耶穌的權威震懾人如何不能做一個壞人。中國文化雖然從此衍生仁義禮智等規條,但對人性陰暗的慾望缺乏有力的約束,尤其對不受權力制衡的帝皇。

歐洲的帝王即使在中世紀,一直到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對基督教神權的畏從,始終如一。羅馬帝國時的尼祿暴君行為,沒有再重複。

但中國不同,直到毛澤東還以「無法無天」的一手遮天之狂笑姿態,將所有中國人踐踏於腳底,直到其本人斷氣的一刻才出現所謂活捉四人幫的「第二次解放」。

此道大瘟疫,剛出又遇上了中國此一循環。而此時的中國卻又因市場關係與世界共融為一體。這一點才是美國和西方必須打醒精神應付的問題。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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