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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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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能擔得多久! - 黎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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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祖國的確強大輝煌,但個人收入比蘇聯經濟崩潰,政治解體前還要少。比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美日商戰,日本陷入經濟蕭條之前,日本個人財富和收入的差距更大。那次美日商戰,日本最後屈服於美國強加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日圓從240兌一美元升至154兌一美元,導致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爆煲,之後陷入三十年的經濟蕭條的慘況。今次與美國貿易戰,中國最憂懼的是重蹈日本商戰之後經濟蕭條的覆轍。厲害了,我的國!其實外強中乾。表面中國強大卻不富有。人強國富,中國人民只有有限的自由,收入也低於臨難前的蘇聯和日本人民。人民不強也不富,國家更強大也只是個第三世界的水平。人民的財富不僅是金錢,還有自由帶來的財富,例如資訊和輿論自由帶來的知識財富。強大的中國人民缺乏這些金錢以外的財富,這國家怎會是富強!

都係矮仔多計,鄧小平高瞻遠矚,說要韜光養晦,習帝要是謙卑些聽這忠告,就不會搞到今日中國咁大頭佛!當我們人民的收入比蘇聯崩潰前還少,卻擺出君臨天下的霸氣,使歐美西方陣營連日本也震驚起來而反之。習帝不是上台耍威,中美對峙怎會淪陷到這地步!今次美歐日陣營對中國崛起對抗,近似當時美日商戰,列根總統對日本說:「你偷去我們的將來!」今天美歐日陣營,也不是中國崛起的威脅,令他們感到「將來快要被掠走了!」的恐慌嗎?西方突然驚覺,對中國馬上防範有加,從開懷擁抱到今天冷眼凝視,心態改變前後天同地比。這變化其實比改變更深遠,它是思想結構性的改變,是觀感上的paradigm change。西方陣營從友善到冷眼旁觀還帶點敵意,這時候中國要面對這國際驟變的新環境,又正好是國內百方待變的關頭,習近平選擇這時候做皇帝,是沒有更壞的時候了。

今天中國盛世,蘇維埃共產黨也有過盛世。從農業轉移工業化,利用模仿西方的產品和科技,蘇聯共產主義初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創造過經濟奇蹟。連諾貝爾獎大經濟學家Paul Samuelson當時都預測,到九十年代蘇聯經濟會超越美國。前蘇共領導人Nikita Khrushchev更對着西方舉中指說"We will bury you ! "。可知當時美國人有多驚青,幾乎對資本主義自由巿場經濟信念也起了疑心。因而湧現社會主義左傾思想,遺害到了今天,已成為西方精英大學意識形態的主流,那是後話了。

最後當然是歷史了。美國的擔心是多餘的,到上世紀八十年代,蘇聯模仿西方產品和科技的機械模式到了盡頭,產品在電子資訊科技推動下起了基本變化,他們跟不上西方知識,科技追不上了,產品沒有了創新不斷重複,最後被巿場淘汰,經濟崩潰,蘇聯瓦解。

蘇聯人民知識水準高,到產品和科技到了結構性變化就一敗塗地,為甚麼?結構性變化是個paradigm change,這是思想突破,浮現新概念巨變時刻,是trial and error最劇烈、失敗次數最慘烈的過程,沒有靈活變通自主自由,沒有各人根據自己處境應變,是做不來的。

西方自由國家在這大變靈活變通,工人和資本家不斷按巿場變化轉型,經過調整,西方成為前所未有強大的經濟體系。蘇聯專政集團控制,適應要動用的是整個國家,不是每一個人。一個國家難以有個人適應靈活,適應不了社會和經濟變形的paradigm change,往往是極權國家最大的考驗。

極權國家的問題是知識不靈通,當有極大變化的paradigm change時,抄來的知識和科技沒有其根本的思想結構,新的思想邏輯轉變成了另一種經文,縱使念念有詞亦不知所云,必然會出現知識斷層現象。巨變中難以轉身,是極權國家面對永恆的挑戰。當年蘇聯從機械化走向電子資訊時代失敗了,解體收場。中國若今天面對的也正是模仿經濟模式到了盡頭,正逢西方資訊科技從collective(因而有Google、Facebook等巨無霸)的思維走向個人化的personalization思維,是個社會和科技共同體發生的paradigm change,中國在習帝越管越嚴厲的措施下,怎能適應這結構性的巨變?

中國今次與美國貿易戰衝突解決後,必然會有些改變。但世界對中國存疑警惕之心形成了,不會改變,中國國際關係的機會成本無疑會加重了許多。現時中國科技產品很多是依靠美國科技協助,如芯片等。沒有了這一層面的科技合作,對中國的科技產品打擊有多大,可想而知。這次西方陣營對中國觀感基本上的改變,西方與中國科技合作的防範必然嚴謹,很難再有模仿和濫用對方科技的機會。更甚者,面對着科技和文化走向個人化的paradigm change,中國卻越趨集中極權,意識形態和思維的趨向與科技和文化取向背道而馳,這必然造成嚴重的文化衝突,將會是中國以後融入世界群體昂貴的代價。

蘇聯用完模仿西方工業革命的機械化知識,無法適應電子資訊新科技的paradigm change,經濟窒息,因而挫敗。中國模仿了西方機械化知識和初期資訊科技,在今天西方科技合作警惕防範下,是否也到了盡頭?而且,中國極權集中控制與現時個人化的文化主流,科技趨向背道而馳,是現代文化基本價值觀的異端。思想要求斷定科技發展,中國思想基本概念與世界價值觀有異,造成科技和文化與世界接軌的困難,不難出現嚴重的知識斷層問題。在知識斷層的困境下,中國科技和文化怎樣才能與世界接軌,是否要經過翻天覆地變化才做得到,會是中國將面臨極大的考驗。

今天川普掀起的商戰,令人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列根威脅日本的商戰,都說是為了保護工人就業利益,迫使日本升值日圓,降低貿易逆差,最後陷日本於三十年經濟蕭條,卻沒有增加了美國工人就業。這看似是美國打壓下的現象,其實不一定。那時正值美國科技文化的paradigm change,日本人從一個生產模式,從製造Sony等電子器材,到世界要出現Intel、Google、Facebook、Amazon等以不同形式的軟件取代了那些電器用品的時候,日本一時跟不上,摔了一大跤,因此經濟蕭條了三十年。

是的,中國有阿里巴巴、騰訊等同樣科技巨無霸,但是,在面對着科技paradigm change的大變,中國越管越嚴厲的集權結構,沒有靈活自主變身適應能力,如何適應科技大勢的巨變?川普發動的貿易戰卻在中國外憂內患最危險的時候發生,是巧合多於設計,因為沒有人會設計到這巧合的能力,這是否意味中國經濟開放四十年的大運氣數已盡,現在是厄運的開端?中國面對的考驗前所未有,自經濟開放以來,從來沒有這樣警惕的敵對國際關係,也從來沒有經濟和科技轉型的空前挑戰。所有這些包袱和麻煩全都要擔在普世萬能,定於一尊的習帝一人肩膀上。習帝,你還擔得多久?累了吧。

黎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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