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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3日

焚書坑 - 葉漢良

筆者幾年前訪錢穆故居素書樓攝懸掛的朱熹對聯

以前到九龍上學,除了坐會噴氣的火車,也有坐單層巴士,吐露港公路未建成之前,巴士取道舊路,途經中文大學,屬馬料水區,今日地圖上標為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大學入口側叫赤泥坪,巴士站旁有一小得寒酸的白色平頂屋,早上鑽出一個鬼佬趕上我的巴士一起回校,他是我英華書院的校長艾禮士。七十年代的香港,簡樸而自由,充滿希望和動力,甚少階級的蕃籬,也沒有與學生隔絕的老師。一位畢業於中大未「正身」前的老師很有幽默感,自嘲母校搬去了沙田:沙上之田,難生草木!

世間總有愚公移山的善人,沙石之田還是可以瓢水溺耕的澆灌而沃,萌芽先後,草木青葱,不枉培養出如左丁山愛中大如命的「校痴」。中大是由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創建而成的,自然承載了歷史的記憶和傷痕。我80年代後生活偶得舒閒,驅車上大學對面的雍雅山房下午茶,看着跌宕有序的校園,只想「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仍可營造瞬間的樂土。

我預科時修秦漢史,要讀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亦因而延伸閱讀其他同期文史之家,一堆隨遇而識的名字,胡適、傅斯年、呂思勉、傅樂成、吳晗、翦伯贊、范文瀾……等,略涉他們的經歷,讀之無不驚心動魄。當中有幸者如胡適、傅樂成,悲催者吳晗、翦伯贊,餘下的多自嘆花果飄零。

錢穆先生著作繁多,我大概只看一頭一尾,頭是《國史大綱》,尾是《晚學盲言》,錢著用今日流行語說,用心非常「大中華膠」,死心塌地,這種情操,父親和師友輩比比皆是。我後來讀了比較文學,想拓闊自己的思想空間,下意識努力避免過早「膠化」,殊不知思想即犯了中華文化的禁忌,我相信今日的大學同學也犯了。

教育培育思考、促進概念演繹,誘發創新向前的意識和動力,保守中探索、吸納外援,螺旋向上。不過,我們不知着了甚麽咒,千百年來,行的經常還要是「逆教育」。出身早年中大的錢穆高足余英時先生,是港產的國際學人,捨棄了「膠」的包袱,不步錢師「一生為中國文化招魂」的足印,自成面貌。他年前寫過一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透析中國人的反智傳統,令人感同身受。

我六歲後在新界鄉村成長,祠堂文化於我黐纏煩擾。我少讀書的近親知我大學畢業,所賺與開食店無大分別,視之為愚,確信讀書無用,如讀屎片;我油站藍叔朋友,說現在的大學老師,通通教壞學生。讀書重功名,如果不合祠堂鄉親期望,便會用鞭笞奪回「教育」責任,導回功名「正軌」。學子就算真有緣入現代大學受教,只要功名基因挑動,一切仍歸祠堂。社工科本於人道主義精神,是西來產物,今日重砲攻打港理大、中大的,卻還是社工系出身的功名酷吏。

反智使愚,不論儒、道、法,皆不謀而合。

老子《道德經》第六十五章有:「古之善說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論語.泰伯》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後世讀書人,民間讀者,總會對你說:你解錯了,聖賢的原意不是這樣,怪你斷章取義;讀書人既然能夠把聖賢的說話詮釋得完美無瑕,隨之供奉於廟堂,自然也無需改善。但現實世界的民族德性,則極大落差,於事無補。

後世皆依秦法,賈誼的〈過秦論〉: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

1945年7月,教育家、學者如章伯鈞、傅斯年、黃炎培等六人赴延安,「覲訪」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憧憬新中國景象。歸來後,毛贈墨寶書晚唐詩人章碣詩與傅斯年,名為〈焚書坑〉: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千百年的「中國夢」,始終離不開成王霸業,「劉項原來不讀書」。

不論中大還是理大的同學,激烈頑抗,不是出於甚麽激進,勇武,更多是出於對頑愚文化的心靈陰影和恐懼。


mcwriter@appl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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