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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6月09日

非常人:徐星 因愛之名

有一年冬天,我在一間酒吧裏無意趕上了一場內部放映,數十個人擠在小幅投影幕布前,看一部紀錄片,名字是《我的文革編年史》。裏面講的是主人公在文革中的經歷以及數十年後,他重回舊地拾起記憶。也有其餘在文革中受了難的人,他們對着鏡頭講述從前,染過的黑髮裏有隱隱的銀絲。

撰文:鞠白玉(北京)

1956年生於北京。陝北下鄉,後當兵,復員後在北京烤鴨店工作。85年發表《無主題變奏》,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由傳統轉入現代的標誌性作品之一。89年受德國西柏林大學邀請作訪學者。91年獲國際筆會瑞典圖霍爾斯基文學獎。92年赴海德堡大學修讀博士學位。95年被法國《觀察家》評選為全世界240位傑出小說家之一。03年獲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勳章。04年出版長篇小說《剩下的都屬於你》。07年拍攝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2011年拍攝《塵埃落不定》。

生活狀態像流氓

放映結束後,大家良久沉默,沒有掌聲,襯着外面寒冷壓抑的天氣,那朵歷史的陰雲仍然壓在這些中年人的頭上。幾天後我去亞運村採訪這部片子的導演徐星。他是中國八十年代最重要的小說家,與馬原、劉索拉、莫言幾人,開創了大陸文學的新風氣,也是當時被重點批判的對象;然後他出國生活,在國外大學講學。他並不是一個高產的作家,生活的狀態一直像個流氓,直到幾年前回到北京生活,不是寫作,卻是拍起了紀錄片。
記得當時敲他的房門已是下午四點鐘,他剛起床,頭髮支楞着,從客廳的小桌下面掏出三個酒杯,兩瓶烈酒,漫不經心地喝起來。我想起早年他得過法國文學與藝術的騎士勳章,想看一眼,他從桌下又掏出一個放雜物的小筐,摸出來,往桌上一扔:就是這個,沒甚麼用,也不當吃不當喝的。
他一輩子就是這麼過來的,自由自在的,喜怒哀樂都肆意,他在意愛情,雖然他一生顛沛的命運是因愛情決定的。

一輩子的愛情

現在他搬到同一社區的另一所住宅居住,小型的兩居室,用書籍和油畫就裝滿了。從前的家裏有座舊鋼琴,當年拍《我的文革編年史》時,鬱悶了就彈一曲《AveMaria》來緩解。現在鋼琴送給朋友了,他也並不那麼寂寞,因為有一個九零後的女朋友陪伴着他。
十二歲時他已四處流浪,看過人間冷暖,有人給他一頓飯吃,給他一張床宿,他始終記得那萍水相逢的俠義。也記得年少時因一封情書進了警局,捱的若干個兇猛的耳光、拳頭,和四十八天暗無天日的牢獄。情書裏寫的是一個少年對女孩的愛,也因信任,跟她說了對文革的質疑。女孩驚慌失措地交給老師,老師出賣了他。他從不恨這女生,甚至一輩子都沒再那麼愛過一個人:願意用全世界去交換她注視我一秒。許多年後他找到她,她從美國回來,面對着紀錄片的鏡頭,懺悔着過去,並告訴他:這一輩子都沒忘了他,都愛着他。
但愛又怎樣呢,從某一刻起他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可能,注定着過漂蕩的人生。他且心存感激地說:「我不怨你,是那個時代造成的,倘若不是你把信交給老師,也許今天我不是一個這樣自由的人,一個真正無負累的人。你能想像我今天是個梳個大油頭,腦滿腸肥、庸俗不堪的人嗎?」那些年他自我放逐,從北京騎着單車,騎到深圳,騎到西藏。青春在單車上晃過去,寫下許多小說。他想讓人們忘了他,最好也忘了那部最有名的小說《無主題變奏》。

生活比小說荒誕

寫小說是一生的事,儘管從八十年代起,他的名字就象徵着自由叛逆的現代派文學,他也並不以職業作家自居。當年一個全聚德烤鴨店的清潔工,喝了一點小酒,帶着醉意揣着小說,投稿到最具文學影響力的期刊。他就是這樣成為一名小說家的,當年他每天拿着掃地的掃帚接受全國各地記者的採訪,也被指着鼻子指摘過他的作品是「頹廢的,害人的」垃圾。他對世人的態度如此罔顧,直到八九年時頭也不回地出國了。在西方他也仍是主流以外的人。他說主流就是濁流、逐流。這個人,就像是最早被這俗世拋棄了,索性他也拋棄了他們。
幾年前他回來,住在從前的舊房裏,拿着一筆資金開始拍紀錄片。「中國是拍紀錄片最好的地方,哪兒也沒有這兒生動,有故事。」他的小說生動、跳躍,虛構了一個荒誕的世界給人看;而他的紀錄片,沉重、寫實。那些人是活生生的,土地和山水是厚重結實的,人的回憶和現實都是苦難的,卻遠比他的小說荒誕得多。
比如:一個畫家在文革期間以「現行反革命」罪名關押起來,在獄中無事作,便找些紙畫人物素描,出獄後將這些東西帶出來。四十年後,徐星認識了這位畫家,發現他畫畫的紙,背面是犯人登記表。這二十二份登記表上面寫了犯人的姓名、年齡、判刑年限,以及罪名: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吹捧劉少奇;參加反革命集團;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字眼,徐星很熟悉,無妄之災吞噬了多少單純的人。而這些登記表上的人,並非知識分子,並非所謂地主後代。這些人是最樸實的農民,大部份是文盲,因這些罪名,他們至少在監獄裏蹲了十年。

自生自滅的農民

是甚麼令他們有如此境遇,而出獄後又過着甚麼樣的生活呢?徐星扛着機器走訪了浙江的二十多個縣城,找到十一個當事人。他們已經是七十幾歲的人,提起那十年寃獄,平靜木訥,早已接受了命運。八十年代出獄,政府沒給任何道歉和賠償,只說一句:國家有困難,你們應當體諒。若是賠你們,那麼多人,賣掉上海也不夠賠的。
知識分子尚有工資補發,這些農民就像螞蟻一樣,默默回到家中,自生自滅去了。他們至死也想不出為何會擔那樣的罪名,直到徐星今日將鏡頭對準他們,他們回憶當初所受的嚴刑拷打和侮辱,竟流不出半滴淚了,那種沉默才更令人震驚吧!他扛着機器,淡淡地問着他們的從前,心裏卻翻騰着無數的對這段歷史的詰問。「其實我又能做甚麼呢?我沒有這種權力。我只是想讓人們知道尚有這樣的人活着。每一段歷史裏的每一個極小的人物,就是歷史的細節。」對於今天仍然存在的毛左派,他感到費解,是甚麼讓他們仍然懷念過去的暴行。「它就是不合法的,不對的,很容易明白和理解的,為甚麼不能去否定和根除呢?怕甚麼呢?」
他愛酒,家中常備有好酒,煙不離手,自得其樂,在堆滿書籍的小屋裏自己用電腦剪輯紀錄片。「我回來,發現人們仍然那麼惡,甚至不如從前。以前還沒商業的惡,現在人人都想要錢,比西方可怕得多。好在我天生就懷疑一些現成的東西,我不相信現在的東西,以前的也不信。我只相信愛情。愛情是世上唯一的無私的感情。」

好奇心

自由當然需要代價,他笑自己從年輕起就是被人「憎惡」的那類人,大陸的主流文學體系從不會把獎項給他,他至今也沒學會如何掙錢。「別人問我老了怎麼辦?為我擔憂。」
他十三歲的混血兒子不會說中文,在假期裏來看他,父子倆用打架的方式交流。「我不要那些東西。老了就自己了斷。我唯一珍惜自己的是我永不停止的好奇心。我就靠這個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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