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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06日

【讀書好】民族自決的歷史常識

1919是國際民族自決運動的起點。

【文化籽:讀書好】
戴耀廷在台灣研討會中分析港獨時機,認為只有在大陸專制政權結束後,香港才有機會實現獨立,他的立場其實只是政治學常識,帝國崩潰,民族獨立,證諸歷史比比皆是,本來就是受到本土獨派批評的陳腔濫調,殊不知自譚耀宗結束一黨專政違反基本法言論後,共產黨正尋找第二波為廿三條立法的造勢機會,於是戴耀廷的分析,被上綱上線為提倡港獨,特區政府、港澳辦、黨媒、建制派政黨及群眾組織立即展開大批判,掀起又一波政治鬥爭。

討論帝國崩潰民族獨立何來敏感?它曾經是世界歷史潮流,也是中共起家的基礎,關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論述,是始於1919年五四運動,認為這是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運動起點,而1919就是全球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今天加泰隆尼亞、庫德族人、威尼斯人,以至遍佈全球的各式各樣獨立運動,在國際關係領域,它們共同的理論基礎及歷史起點,也是1919年,那一年國際政治上稱為「威爾遜時刻」。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前夕,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主張殖民地有權追求獨立、自由和權利,從帝國手中解放出來。今天介紹一本關於「威爾遜時刻」的中譯新書《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原作《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是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Erez Manela的作品。  

民族自決潮流

關於我們對1919年巴黎和會的敍述,重點集中在北洋政府無能,取回德國在山東權益不果,當時學生、知識分子上街遊行表達不滿,提倡「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西方歷史著述關於巴黎和會,多側重於強權之間的交易:各懷鬼胎。Erez Manela教授去掉歐洲中心論,將焦點集中在威爾遜總統提出無論大小,人民都有權利以自決的方式建立民族國家之後,由埃及、印度、中國和韓國等殖民地世界中,如何回應「威爾遜時刻」。對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而言,1919年意味着一種國際關係的轉變,從「舊世界」過渡到「新世界」,從帝國時代過渡到民族國家時代。威爾遜親自前往歐洲參與和會,他似乎已經準備好要把世界帶往國際事務的新時代,人人充滿盼望。 作者認為印度、埃及、中國、韓國,四個國家的精英,都同一時間以新興的民族認同概念去推動自己的主張,尋求自決。1919年春天,幾乎在這四個社會中同時爆發了反帝抗爭:中國是五四運動,印度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埃及是一九一九年革命,而韓國是三一運動。書中記述了1919年六月,來自印度支那的二十八歲餐廚雜工阮必成(Nguyễn Tất Thành),準備向參加巴黎和會的列強領袖們提交請願書。請願書的標題是《安南人民的主張》(The Claims of the People of Annam),其內容附和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言論。這名年輕人在請願書上署名阮愛國(Nguyễn Ái Quốc),他想要面見威爾遜,並為自己的民族陳情,甚至特意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但會面沒有實現;威爾遜甚至可能從沒見過阮必成的請願書,當然也就談不上回信給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這位日後成為全球知名人物胡志明的年輕人,採用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他的新信條,在他追求民族自決的道路上,列寧取代了威爾遜的影響。」
中國五四運動爆發,我們普遍認為是受北洋政府軟弱及日本政府張狂,激起民憤所致,但原來是受到同年韓國三一運動所影響,而其國際歷史脈絡,也根源於 「威爾遜時刻」。可惜,威爾遜的理想很快崩潰,巴黎和會最後成了強權分贜遊戲,美國作為新秩序代表的理想雖然幻滅,但被威爾遜民族自決原則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之火更猛烈,才被列寧的反帝論述乘虛而入填補了空間,胡適、陳獨秀最後讓路予毛澤東周恩來。本書講述了李承晚、胡適、顧維鈞、甘地、札格盧勒的故事。這些關於一戰後民族自決、非殖化及反帝運動,都是香港人應有的歷史及政治常識。

撰文:劉細良
編輯:彭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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