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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18日

【片刻凝視】香港自由夢 - 詹宏志

【片刻凝視】
1984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但才下飛機,就遇上大颱風來襲;幸虧事先幫我安排行程的朋友把當天下榻的酒店訂在啟德機場,我下了飛機直接拉著行李走進旅館,一點不沾濕衣裳;晚上也直接就在旅館裡吃飯,雖然窗外風雨狂暴呼嘯,機場旅館餐廳裡照舊燈火通明,賓客滿堂,菜餚水準對我這位鄉巴佬來說也是很高明的,颱風過境對我的香港之旅似乎毫無影響。

第二天,風雨稍歇,卻是個星期假日,我站在半島酒店旁的路邊等車,道路上空無一人,到處是傾倒樹枝、破爛店招的劫後景象;但大巴、中巴、小巴還是生氣勃勃地滿街跑,儘管搭乘者不多。

84年來港簽證 金庸任保證人

面對一個被颱風打亂了的假期,我對來到香港還是挺興奮的,從小讀書和看電影中所認識的香港,終於親履其地,看到它舉世聞名的招牌與街景,聽著市井喧聲,覺得恍若在夢中。我雖然因為工作緣故擁有很多香港朋友,但我來到香港仍然有諸多不易;不容易的第一個原因來自於台灣,當時台灣還不是一個自由社會,樣樣事都有政府管制,出國旅行就是一個遭到嚴管的事項(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知道這件事了),每一個人出國都要取得主管機關的同意,我當時是個新聞工作人員,我必須取得新聞局的核准字號,才能取得有效的出入境證;而到香港另一個不易的原因則來自香港,香港當局對台灣來的人也有忌諱,我們在申請簽證之時,必須有一位香港的保證人。

我申請赴港的時間是1982年,本來我的理由是洽談一些作者的約稿,我的赴港簽證保證人也大有來頭,那是港台無人不曉的金庸(查良鏞先生),但不知何故香港當局審查多時(我猜想可能是當時我因為編書寫文章捲進「台灣文學主體性論戰」,港英政府疑心我是「民族主義者」,所以心有提防),一直到1984年才核發簽證給我,而我的生活與工作卻已起了重大變化。1982年我被報社派往美國辦報,我在紐約一直待到1983年才向報社辭去工作;再隔一年,我的簽證下來,我已經沒有工作可做,我赴港理由也早已消失;但難得的簽證既然從天而降,我就想,何妨到香港做一趟純旅遊呢?

因為是沒有工作的純旅遊,行程寬鬆,無所事事,我和太太每日乘坐大巴、小巴,到處去摸索遊蕩,待了將近兩星期,因而有了接近生活化的旅遊經驗。我們每日早上先買好幾份報紙,再去嘆早茶;沖一壺普洱,叫幾盅點心,坐在桌旁把幾份報紙看個徹底,也聽聽旁桌香港人議論時局,批評政府,或者聊聊馬經,點綴八卦。這些看似尋常的市井生活,對一個來自台灣的旅客是無限羡慕的,因為當中有著一種完全自由自信的氣息,那是當時台灣所沒有的。報攤上買幾本雜誌來讀,像剛剛更名的《九十年代》(原名《七十年代》,李怡先生主持)或《明報月刊》(當時還是胡菊人先生主持),裡頭討論台灣政局的文章是台灣不可能刊登的,這些雜誌有一種氣魄,它們似乎是可以無拘束、無禁忌地討論全世界華人各區域的文化、歷史或政治,這使得香港看起來像是華人的言論中心(那也就是思想中心的意思了),讓人完全忘了她其實只是五百萬人口的彈丸之地。

香港居停時間,我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接待(包括新聞業、出版業與電影圈);但朋友們的話題卻顯得憂心忡忡,因為為了香港1997大限之日,中國與英國之間正在進行一連串高潮迭起的「中英談判」;那段日子,香港人處於命運被兩個巨人決定(卻又不確定)、自己卻又無能置喙的苦悶之中,移民他處的對應安排看起來已經是積極的態度。我到一位香港頗有地位的知識份子山頂上的寓所赴宴,他的夫人憂愁指著維多利亞港的點點燈火說:「我每天晚上,都覺得城中滅去了好幾盞燈……。」

愛慕香港社會 渴望成為一份子

那種人心惶惶,每日都有好友遠走他鄉的日子,大概就是後來羅大佑寫《皇后大道東》(編按:林夕作詞)裡歌詞所說的背景:「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那兩個星期的香港之日,我對香港的感情是複雜的;我愛她的豐富多元、唐番並糅、古今交錯。她一方面是中國最現代化的都會,卻又保有諸多古風;她一方面是經濟富饒的商業社會,卻又在人文上臥虎藏龍;她一方面是令人傷痛的殖民地,卻又在司法獨立與思想自由上遠遠超乎其他華人社會……。

我對香港社會感到著迷,我渴望參與那個社會,成為她的一份子,並且享受她的自由與富饒。從1984年第一次踏上香港之後,我便一次又一次的回去,即使我的工作主要基地仍在台灣,我仍然設法讓自己和香港有很多關係。那時候,我在台灣的遠流出版社工作,我的眼光注意著香港,我設法引進若干香港作家的作品,並且通過香港對中國大陸的了解引進大陸作家的作品(也導致我在80年代一次一次被約談的命運);我也試著把台灣作者帶到香港,當時我們把柏楊新譯的《資治通鑑》送到香港去行銷,我們嘗試在地鐵做廣告,當時書本還沒有人在地鐵做廣告,開風氣之先,因而帶來新聞報導說:「《資治通鑑》下地鐵。」那報紙新聞帶來的效應,遠超過我們花在廣告上的錢;我又為遠流選了一系列的書出版成口袋本的「香港版」;到了1997前夕,我為剛成立不久的城邦出版集團,在香港成立了分公司;我一直覺得,香港是值得耕耘的……。

台灣曾經不自由 香港為自由抗爭

97香港主權移交前,有香港記者問我,怎麼樣看待主權移交後的新聞自由?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否會有重大的倒退?我想起初次來港在茶樓讀報的光景,我說我不能想像香港言論自由大幅倒退的模樣:「香港人民享有這樣的自由太久了,新聞自由與隨意批評政治社會的自由,像是呼吸一樣理所當然,言論自由如果有大幅倒退是老百姓不能忍受的,那會帶來很大的治理危機,我猜想那不會發生。未來如果有個別的媒體為了自身的利益,主動地調整了言論內容與尺度,這是可以想像的,但如果要拿走香港人民議論政治的全部自由,我會無法想像。」

那是年輕的我對香港的深刻印象,她代表的就是自由的空氣,比台灣,比其他華人組成的社會都更自由,如果她將失去自由,我們的夢想與嚮往要投向何處?我們曾想像有一天我們能夠成為香港,我們想的就是那種可以沒有禁忌的思想和議論;不料三十五年過去,台灣社會已經大致忘記自己曾經不自由的時代(她現在是百無禁忌了),但香港卻要為她極可能失去的自由保障走向街頭。香港,那個曾經最燦爛、最光明的東方之珠,如今面臨一場拒絕沉淪的抗爭,做為曾經愛慕香港的一份子,我的內心感到無比沉重。

撰文:詹宏志
PChome創辦人、台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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