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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6月27日

【讀書好×果籽】等埋發叔時 讀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左圖)
何啟,香港首任華人立法局首席議員,殖民地華人知識分子與政府「勾結共謀」的典型人物,書中第四章以何啟為個案,剖析雙重身份的何啟,對中國現代化的理念與實踐。(右圖)

等埋發叔事件,令人看到政治主僕關係的真貌,僕人誠惶誠恐,怕少了一票觸怒主人,方寸大亂。這種主僕政治,不禁令人想起大英殖民時代,於是我拿起了羅永生今年出版的作品《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細讀,這書是由英文學術論文改寫繙譯而成,西方後殖民理論術語十分「蹺口」,會嚇走普羅讀者,但內文所串聯的港英歷史,卻十分有趣,為大家提供了另類視野。

卧底DNA

對殖民地體驗,愛國人士自然高舉「欺壓論」,洋人欺壓華人,靠軍警、買辦奴才構成統治階級,而殖民左派群眾就是代表反殖。英人殖民亞洲,人數少,遠離歐洲,土著有強大宗教、文化傳統及背景,更擁有比美洲複雜的商業網絡,如何實現殖民管治?單靠武力直接管治,必須派大量文官及軍隊。如果歷史是這樣,香港人身份就簡單得多,一祭起國家認同、華夏身份及民族主義,便足以令人心回歸。羅永生就告訴大家,香港殖民地治理一百五十多年,怎會如此簡單。
他認為殖民地就地而治的精神在於「勾結共謀」,除了隨大英帝國而來的軍人、文官、傳教士及外籍商人,英帝國還有另一條「統一戰線」,與本土華商、士紳、知識分子合作勾結,英人將殖民權力本土化,而香港經歷百多年的「高度自治」亦產生一種有別於大中華國族的主體意識。英人佔香港不是為殖民香港,而是為龐大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主導香港變化是兩種力量:英人殖民地戰略目標與近代中國歷史變遷。
晚清崩潰時,港督盧吉想利用香港華人推動中國文明開化,才有成立香港大學的構想,港督卜力甚至有分裂晚清中國意圖。當中國激進民族主義昂揚,五四運動文化革命席捲全中國,影響殖民地戰略利益時,港督金文泰就聯合保守文人同五四切割,成立港大中文系,以古文國學為基礎,喑中排斥五四的反傳統民族主義。當韓戰後冷戰體系在亞洲尖銳對抗,英人就與南來反共的傳統主義者新儒家合作,成立中文大學。

同謀與主僕

羅永生認為,殖民的勾結共謀模式,是可以由一個宗主國轉到另一個宗主國,尤其是當中國以天朝帝國形式再登場後,殖民治理順利轉換為帝國技術,因為一日位居「中央」的主人結構仍存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體制就會存在。問題是盧吉總督建立的「間接管治」,勾結共謀,是尊重華人的獨立身份,令他們不用變成唯唯諾諾的主奴關係。東華醫院、保良局的華人士紳,還可以穿上清朝官服,香港大學校董會毋須由「英皇粉」主導,文化政策是隱藏在英語教育語文內,而不是在課程內強迫加入大英帝國史或英國文學。
此書沒有交代英式與中式「統戰」的分別,而背後就是大英帝國與中華帝國的分野,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曾代表進步、文明,香港華人精英除了利益考慮外,也有真心追隨的一面。而今天面對中華帝國,除了利益外,就只有利益。英治華人精英遊走於英國價值及華夏身份之間,自視為具西方核心價值的現代中國人,但今天中華帝國,能給予共謀者甚麼文化身份呢?而更大的分別在於中華帝國治理邊疆,已不再是大清對西藏、回疆、雲南,由理藩院主導的「就地而治」模式,而是採用了共產黨一套更深入,更微觀的直接管治方法,由此勾結共謀就過渡成為主僕關係。
在這種關係下,本來無足輕重的一票,為何會變成千斤重,你們懂的。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漢榮
美術: 楊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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