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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1日

【文化籽】三年零九個月 前天文台長戰俘歲月

【文化籽:字裏凡間】
七十年前的8月30日,是香港重光日,戰前任職天文台的英籍公務員希活(Graham Heywood)重獲自由的日子。希活是二次世界大戰後首位上任香港天文台長,他從來沒有跟家人講述集中營的生活,在戰時出生的二女Veronica Heywood也只是在希活於八十年代逝世後,在遺物中找到一份打字稿,才得悉父親當年三年零九個月的艱苦歲月。在現任天文台長岑智明安排下,希活台長的稿件,在今年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出版成書,願世界和平,戰爭不再降臨。

對於我們這批在戰後出生的人,縱然看過紀錄片,看見日軍將平民俘虜進行殘忍的活體實驗,心情是很激動,但沒有極度悲憤。因此,找來專門研究香港淪陷史和加拿大華人史的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周家建,上一堂歷史課,「香港在日治時期設拘留營與集中營,前者是拘禁敵國僑民,後者是官兵戰俘。不論是拘留營還是集中營,生活均是艱苦,可以用『食不飽、穿不暖,還要做苦工』來形容。」當時只有赤柱是拘留營,最早期英軍、加拿大軍及義勇軍是拘禁在北角七姊妹道,其後調派到九龍各集中營,深水埗是困軍人、亞皆老街是軍官、馬頭涌是印度兵。

希活是公務員,為甚麼要在深水埗集中營度過香港淪陷?「因為他曾參加皇家香港軍團(即義勇軍)。」Veronica從日記中找到答案。1925年,希活從英國牛津大學新學院文學院畢業,翌年參加領土軍官訓練團,1932年到香港天文台任職,又參加義勇軍,雖然後來公務繁忙退隊,可惜命運最愛捉弄人。

淪陷前約一個月被擒

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攻打香港,早上發生空襲後,時任台長決定派希活與星巴克(Leonard Starbuck)到元朗凹頭執行任務,收回天文台地磁站的儀器。當天,他們在宿舍所吃的早餐,希活寫道,「從沒想過這是我最後一餐人道餐」,因為下午被日軍捉拿,其後三年零九個月都是三餐不飽。他們跟隨日軍在元朗、粉嶺、大埔鄉郊露宿,約一個月、香港淪陷後,才被分配到深水埗集中營。
集中營物資雖然短缺,除了糧食,戰俘仍獲派香煙與紙張。在Veronica記憶中,「父親經常笑口常開,喜歡大自然,每年夏天必到大嶼山大東山度假屋度假,不過,遇上颱風襲港,他就從大嶼山趕回天文台。」希活熱愛天文與大自然,在集中營仍以印上「香港俘虜收容所」紙張上記錄潮汐漲退。集中營的生活,他從沒向家人透露半句,在家中房間將那畢生難忘的經歷整理,並將它化成文字,埋藏在內心深處自我療傷。
可能是他開朗樂觀的性格,讓他熬過那三年零九個月,到九龍城開山劈石擴建啟德機場,視作郊外野餐;困在深水埗,「一望無際看到香港島、昂船洲及大嶼山。天晴時,我還清楚見到天文台,從樹冠上找到宿舍的屋頂。」不時聽到美軍空襲的炸彈聲,每次都祈盼當天是解放日,但是每次都失望。最終,1945年8月29日,在醫院養病的希活看見英軍戰機,英國再次接管香港,夢想成真。半個月後,希活起程回英國。

心痛父親營養不良

10月,英國南部修咸頓歡欣迎接從香港回家的親人,希活父母就是住在修咸頓。希活戰後踏足老家的碼頭,太太與家人全部在閣樓窗戶,觀看那艘「Maloja」貨輪。1942年2月在澳洲出生的Veronica說:「1940年,媽媽與姊姊已經遷到澳洲逃避戰火。爸爸被困集中營約一個月後,我才出世,所以我3歲8個月才首次看見他。」父親回家時已經凌晨時分,Veronica早已熟睡,媽媽打開Veronica的房門大叫:「起身!爸爸回家了!」雖然希活已經瘦至皮包骨,但是穿上厚大衣,矮小的Veronica覺得父親是巨人,然後全家人擁在一起。這情景距今剛好七十年,Veronica至今仍然記得那個親切的擁抱。
為了出版父親的集中營日記,Veronica把稿件看過無數次,哪個情景最令她心痛?「限制糧食引致營養不良。」希活在集中營半年後,眼睛出現黃疸病,幾個月後又因瘧疾住醫院逾一年,香港重光前,他也是在醫院療養。成為戰俘,雖削弱身體機能,但卻鍛煉意志,在英國老家休養約半年後,希活再次回歸香港,出任天文台長,重建被搶奪大批儀器的天文台。這是否體現「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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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碧珊
攝影:劉永發
編輯:黃仲兒
美術:楊永昌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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