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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4日

【高牆兩端】東柏林人撐港:爭取自由,不該付出性命 推倒圍牆靠堅持

【高牆兩端】
1989年11月9日,數以萬計市民穿過東西德邊境,拆毀柏林圍牆。他們互相擁抱、流淚,一方面慶祝一家團聚,另方面為自由來臨而瘋狂。圍牆倒下30年後,世上仍有人在努力對抗極權,希望推倒那堵無形而堅固的牆。
一堵牆,豎立起政治形態,卻無阻人民追求自由的理想。兩位前東德人回顧年輕歲月,他們曾冒着死亡的風險,用盡方法再三逃往西柏林,為的就是脫離獨裁的東德共產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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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柏林,你像是做一份永不能轉工的工作。」

相約63歲的前東德人Peter Barsch在施普雷河(River Spree)見面,下着毛毛細雨,天色與他訴說的往事一般灰沉。Peter在東柏林出生,1961年建圍牆那年他才5歲,因為住在建牆的街上,每天看見持槍的士兵及坦克車駛過,「那時我『唔識死』,經常和其他小孩跑過禁區,父母都不知道,很刺激。」後來,圍牆邊防變得嚴密,再也不能輕易過境,「人們在哭泣,隔着圍欄談話——其實是大叫,很dramatic。」

拆屋興建圍牆 逼遷藍領社區

有一天,Peter的父母黑着臉,駕着一架大貨車,早早到幼稚園接他。「政府官員在沒有任何通知下來到我家,強行把我們的東西搬走,要我們遷到另一個社區。因為原本住的地方要拆卸建圍牆,變成無人地帶。」從那時起,年幼的Peter已感受到東德政權的專橫。他從一個白領社區被迫遷到藍領社區,「我是新來的小孩,到公園玩耍,常被其他孩子推倒在地。」Peter天天哭泣,於是爸爸把他送去學柔道,「我很喜歡,慢慢長成一個自信的少年——也許有點過份自信,哈哈。」

縱使被蘇聯共產政權操控,但東柏林的資訊頗為流通,他們能接收到西柏林的電視與電台的訊號。與其他追求安穩的東德國民不同,他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西柏林就在眼前,你知道有另一個自由的世界——我覺得那才是正常生活,你可以到處去;在東柏林,你像是做一份永不能轉工的工作。」逃走,這並非出於生計考慮,而是自由意志的牽引。

Peter在16歲那年首次逃走,乘火車到邊境小鎮欲偷渡,卻因形迹可疑被邊境士兵逮捕,判處監禁23個月。「同伴承認了我們想逃走,我沒怪他,只是太害怕了。」青少年歲月,就在監獄度過,出獄那年已滿18歲,本想安份做人的他,仍難以忍受東德沉悶的生活。1978年,22歲的Peter第二次逃走,這次選擇直接翻越圍牆,現在回想起也抹一額汗。這次,同伴在翻越圍牆時不小心發出聲響,驚動了士兵搜索。不幸中之大幸,他們在士兵開槍前逃離,逃走行動又宣告失敗。

偕懷孕友逃走 槍口下一直游

「這時候,我心裏其實已有Plan B,就是經施普雷河游水去西柏林。」1978年9月一個晚上,Peter與一位好友Ute逃走,Ute當時更懷有身孕。Peter與我們來到Jannowitzbrucke車站的河岸,指指草坡說:「我們就在這裏換衣服,然後下水。」那天下着細雨,周遭朦朧一片,Peter原本打算浮潛前行,「但戴上面罩後甚麼也看不到,於是我們上水脫掉,只穿上蛙鞋游水。」

我們隨Peter坐火車到下一個站,相隔1.6公里,差不多就是他當年逃走的距離。河道當時有貨船與巡邏船經過,途中亦須經過邊境檢查站,有東德士兵駐守。「我唯一恐懼的,是瞭望塔在我身後那刻,我在想,如果他們現在就開槍,我們的頭會否爆炸?」Peter總是將沉重的事說得輕鬆,他作勢在腦袋上做關掣的動作,「Switch it off!我和自己說,不要這樣想,不要想任何事,一直游、一直游。」他笑說,人們總是問他過程歷時多久,「我可沒有戴手錶呢!而且,你必須要專注,時間就像停頓了。」

就是這樣,他與Ute有驚無險,順利在西柏林境內上岸。二人各自展開新生活,Peter在80年代到美國修讀商科,近十年才回到柏林定居,擔任導遊,不時與人分享這段往事。一晃眼40年,還有跟那位共患難的朋友聯絡嗎?「她仍像當年般堅強,那時肚裏的孩子已健康成長,她幾個月前還當了祖母呢!」

「圍牆倒下,終於可正常地過生活了。」

在柏林地標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前,相約另一位東德逃亡倖存者Peter Bieber見面。74歲的他臉色紅潤,右手挽着公事包、左手牽着太太的手走來,慈祥又彬彬有禮。我們穿過拱門,踏着散落滿地的秋葉,聽他娓娓道出將近60年前的往事。

Bieber在單親家庭成長,父母離異,因父親服兵役,他在16歲才第一次與父親見面,那是1961年4月,圍牆建成前夕。父親住在西德的漢諾威(Hannover),二人臨別時,父親囑咐他暑假再來,他點頭說好。「然而三個月後,圍牆建成,甚麼都沒有了。」

布拉格之春洗禮 三次逃走

全長156.4公里的柏林圍牆,將兩德人民分隔兩地,東德人不能過境西德,連打電話亦禁止。Bieber回想,共產社會的生活很艱苦,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政府限制可看書目、電影和旅遊地點,「我們只可以去五個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都是被蘇聯操控的國家,我當時的夢想是到北歐旅行,這令我很難過。」1966年,Bieber到東德首府萊比錫念大學,當地每年舉辦兩次展覽,他接觸到來自西方的人,令他越加嚮往自由生活。兩年後,他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兩星期,經歷當地一場政治運動——布拉格之春,見證當地的政治轉變,在咖啡店討論人民如何才能過更好的生活,這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體驗。

Bieber意識到,只有逃離東德才有機會過自由生活。1968年起,他先後三次逃走,嘗試經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保加利亞偷渡到西德,但都以失敗告終。他沒有氣餒,終於在1970年,當時25歲的他在東德境內找到一個私營傢俬公司的老闆幫助,希望藏身貨櫃車過境西德。起初老闆仍猶豫是否要冒險幫助Bieber。「我告訴他,我不喜歡這裏的政治,我想離開這裏,見我的父親。」兩人無語對望了一分鐘,「我誠懇地說:『我求你,如果你能幫我的話,我求你幫我。』」老闆最終被他的誠意打動,決定協助他。

協助偷渡被篤灰 判監十年

一星期後,老闆讓Bieber躲進貨櫃裏的衣櫃,他只帶着一個公事包,裏面有身份證、高考證書和麵包學徒證書。車上的等待漫長而煎熬,最緊張是到達邊境檢查站,東德士兵打開貨車門的一刻。

「我跟自己說『我是一個死人』,像石頭,千萬不要呼吸。我祈求沒有搜查犬,否則一定會發現我。最後,他離開了車,門關上了。」當時Bieber仍未敢放鬆,「東德的公路很舊,滿地是碎石,車子經過會發出『噹噹』聲。」Bieber眉飛色舞地說:「當貨車從邊境離開,沒過多久,車子駛過的路變得平坦,我就知道自己成功了。」Bieber神情變得堅定地說:「風險是很大,但我願意承擔,因為我想要有更好的生活。」

到達西德以後,Bieber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父親。9年來終於聽到兒子的聲音,父親輕輕喚了一聲「Bieber」,兒子也回應:「Bieber」,兩人激動得哽咽難言,還是兒子打開話匣子,「我明天就來找你。」後來,Bieber到了西柏林修讀法律,這是他夢寐以求的生活,但他仍選擇冒險,幫助11位東德人搭路逃走。「當年那個老闆只是陌生人,但卻幫助我,現在我也有幫人的機會,我知道東德的生活有多糟。」

結果在一年半後,因為被告密,Bieber在協助東德人逃走時,被東德秘密警察在邊境逮捕,判處監禁10年,他又再次回到東德。最終在服刑5年後,被西德政府以五萬馬克贖回,重獲自由。那年他32歲,重新找房子,重新到校園讀法律,人生像洗牌一樣重來。

「圍牆倒下,是我人生中第二個最重要的時刻。」說到1989年11月9日,Bieber眼泛淚光,那晚他從電視看到消息,馬上趕到邊境,見證東柏林的人潮湧進西柏林。「我很激動,終於……圍牆終於倒下了,終於可以正常地過生活了。」

柏林圍牆倒下,象徵人民追求自由,在歷史上寫下波瀾壯闊的一頁。Bieber亦特別關心香港的抗爭。「我有看到你們家的情況,那當然令我震撼,因為我曾經歷過,知道獨裁者是怎樣。示威者走上街是有風險的,人們做的事是拿生命作賭注。」Bieber一臉擔憂,緊張地問,「你寫這個(柏林圍牆)故事,你可能會有危險的,對吧?」我愣住了,一時間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對他的關心既感動又難過。他拍拍我的肩,「那我想說,無論怎樣也不該放棄,要繼續爭取自由,但不該為此而付出性命。或許要等待很久,但請不要失去希望,自由終將會來臨。」

死亡地帶

柏林圍牆其實是兩堵牆,中間由稱為「死亡地帶」的區域分隔,翻越圍牆有機會被士兵射殺,風險很高。從東面開始設立高約2至3米的混凝土牆,中間設置了瞭望塔、鐵絲網、警報器及鐵軌製成的路障,並鋪滿細沙,方便邊防軍追蹤腳印,最後才是靠近西柏林、高3.6米的混凝土牆,而圍牆5米以外亦屬於東柏林範圍。柏林圍牆建成28年間,共有5,043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至少136人死亡。1962年,首名東德人因越牆被槍殺,直到1997年,該兩名開槍的東德邊防軍士兵,分別被判監20和21個月。

Travel Memo
機票:
乘國泰航空往德國法蘭克福,來回連稅及附加費約為$7,694,往柏林需轉乘火車或內陸機
簽證:
持特區護照及BNO均免簽證
滙率:
1歐元兌8.65港元
鳴謝:
visitBerlin、國泰航空

記者:洪慧冰
攝影:鄧欣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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