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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維危機 - 陶傑

最後更新: 0804 18:48 / 建立時間 (HKT): 0728 00:00
插圖: PERCY CHUNG

大陸學者茅于軾因批判毛澤東的反人類罪行,在大陸走紅。茅氏尚為一新書作序,論中國人的「思維危機」。
茅教授在序言中指出:「相比於發達國家,中國人在思維能力上,特別是在邏輯思辨能力上,存在相當差距。語言失範、邏輯混亂的現象相當嚴重。不少人缺乏理性,不會論證、推理簡單,看問題偏激片面,動輒破口大罵,搞人身攻擊。」

茅教授的論點,本人多年以來,都一直有研究,不斷有心得。吾道不孤。「中國式思維殘障」的問題,終於在鄰近地區,有前輩人士很勇敢的喊出來了。
茅氏警告:「中國人思維水準之低劣,嚴重影響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這就是思維危機。」
原因何在?我也多方面探討過。首先是中國語文出了毛病。先比較一下中西文學——中國最早出現的文學作品《詩經》,是短小的抒情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繼而樂府五言、七言絕律,中國詩詞篇幅短小,感情主導之下,哀怨有餘,氣魄不足。
西洋詩以古希臘發論,荷馬的史詩《伊利亞德》與《奧德賽》,皆宏篇巨製,氣勢磅礡。史詩不但場面大,而且以「敍事」為宗,而不是以抒情為主。這一點,美學家朱光潛認為:中國文學偏重情感的主觀表現,而西方的史詩,是客觀世界的描述,在敍事之間,洗練了哲理的探討與宗教信仰的情操。
荷馬之後,西洋史詩大興,有英國漁獵時代的《貝奧窩夫》、史賓賽的《仙后》、米爾頓的《失樂園》;還有法國的《武功歌》、德國的《尼布龍根頌》。
不要小看此一分歧。西洋的史詩文化,將心力用在外物之上,力求變化環境,改造命運,不思靜而謀動,表現在藝術創造之上,即重「客觀」。
中國的抒情小品傳統一直下來,內傾而尚靜,主觀感覺至上,感情是細膩而豐富了,卻只重片段的狀態與一時之喜怨,加上中國人並無宗教情操,「子不語怪力亂神」,儒道佛皆重「感悟」,而不倡理智與分析,這就決定了中西文化心理的思維模式,也就是今日講的所謂 Mindset,分道揚鑣。
西洋的思維重理性的推析,並重全局的盱衡,有整體,也有細節。中國式的思維,只求一時強烈的好惡,有如傻瓜照相機的 snapshot,情緒發洩喜惡俱在,指顧之間。本來,這兩種心智,用在藝術創作,風格不同,亦難判哪一派「後起」,何者為平庸。但一旦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思維慣性,延伸到司法、政治、社會範圍的是非觀之上,即高下立判。
邏輯學是古希臘的發明,中國先秦時有一點點,後來萎縮了。中國人的思維殘障,即以此為起點。例如大陸自己出產的政治宣傳片《建黨偉業》。曾起用女星湯唯,出演毛澤東的「初戀情人」。後來據說毛孫毛新宇看了,認為湯唯曾在《色,戒》中演過床裸的情慾戲,「有損毛主席形象」,下令刪剪清光。

這就是中國式思維殘障的典型病例。首先,中國人看《色,戒》,只懂看三場三級情慾戲,尤以男女主角是否「打真軍」,中國人最感興趣。戲的深層與全面,講的是什麼,中國觀眾並無興趣,李安高估了中國人的智商,這一點,我早說過。
第二,如果湯唯演過裸戲,即有損中國人民偉大領袖亦即毛新宇口口聲聲「我爺爺」的形象,則《建黨偉業》的男角劉燁飾演毛澤東,這位劉戲子也演過同性戀的《藍宇》,男同志赤裸相擁,請問於「毛爺爺」的形象,豈非更抹黑?
但中國式的「感悟」,由於是「傻瓜機」的閃光式,一下子,只記得三數年前《色,戒》的全裸湯唯,記不得十多年前同志基佬的劉燁。湯有罪責,劉燁則逍遙「法」外,就是毫無邏輯的推論。只識局部,不知全盤;選擇性的迫害打擊,又不必講道理。香港的英國殖民地時代,已經不容此等愚蠢反智的中國式思維氾濫,英國人有法治。審案講證據,司法之中,又有「小三權分立」,陪審團、主控官、法官權責分明,准上訴,疑點利益歸被告,這一切,都令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免遭愚昧海嘯沒頂。當然,烙在骨髓裡的思維缺陷,是天生的,「西方教育」再深厚。基因就是基因,特府的「替補機制」鬧劇,不也是一夥大腦智商尚未開化完全的偽英國人導演出來的?
中國式思維之愚蠢,尚未止於此——第三,毛新宇僅一「少將」,並非文化部長、廣電局局長,更不是編導,以西方的理性思維,必要先質問:此君以何身份( In what capacity),下令剪戲?
答案是中國文化的基因,即在「不成文」的潛意識:毛澤東是中國人的「先帝」,毛新宇即是他的「皇孫」;「皇孫的意見」,亦如同「小聖旨」。不要聽信中國人嘴巴裡喊的什麼「依法治國」,在許多人心裡,還是紮了小腳,纏了豬尾巴的小辮。主奴的人治,最為妥貼。
至於演員本人與角色的混淆,戲與現實不分,亦即不辨真假,亦即不辨是非。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家,一部電影之刪剪,即任一無關痛癢卻又是真命天子的人決定,其餘無一人敢異議,連湯唯也不敢申訴半句,此不茅于軾的所謂落後和低下者何?
茅于軾敢於提出問題,甚有識見,可惜這位前輩,在中國醬缸實在泡得太久,竟然援引所謂「錢學森老人」的「天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他不知道錢學森這位受「西方教育」的「物理學家」本身也是這部大型的思維愚昧機器的股東之一——五十年代末錢學森歡呼支持毛澤東大躍進「畝產萬斤」的神話。以「科學」角度,曾認為農作物生長配以神奇的光合作用,畝產萬斤是做得到的,錢學森不也就是中國式思維殘障的代言人?此君亦曾留學美國,西洋的理性,對這類中國頑固而封閉的心靈,哈哈,又起過什麼光合作用?中國的「物理學家」,不論有沒有西方白人加持的諾貝爾獎,或讚頌畝產萬斤,或七十年代大捧毛江的人民公社,其「中國性」( Chineseness)的基因前後輝映,搞笑如一。
連茅于軾前輩的中文,不幸也行筆嚕囌,例如:「相比發達國家,中國人在思維能力上特別是邏輯思辨能力上,存在相當差距。」是嘮叨累贅的病句,深受中國官場八股之荼毒,許多有見識者的思維,也是犧牲品之一。

茅教授再三疾呼:「要戰勝思維危機,必須改革中國的教育。」改不了的,正因為思維殘障,才有三流的教育制度與內容,如果這個民族天生擁有改革的能力,其思維就從來不會陷於長久的什麼危機。這不就是普通的邏輯?
由此可見,茅于軾的思維也受局限了。同樣的疾呼,一百年前,蔡元培胡適早就叫過了。一百年後,還有人以為還有得救?這種不切實際的樂觀或希望,與虛妄相同。身為旁觀者,看到這裡,對不起,我真的笑了出來。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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